2020-10-29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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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畜案從調查到立案，最長時間為六個月。愛協動物拯救隊總督察梁兆麟覺得這不單單是施虐者的審訊，涉案的動物同樣在等候判決，「動物獲救一刻，在我心裏面，牠們亦在等候判決。等警方六個月，看他們調查工作如何，能不能立案、上庭審議。最痛心的是，影響牠們之後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家庭。」
不少主人被輕判或未被起訴後都有機會接回寵物，在拯救隊看來，便應該為寵物另找一個更合適的家庭。（鄭子峰攝）
現實是，不少主人被輕判或未被起訴後都有機會接回寵物，在拯救隊看來，原主人既然曾疏忽照顧，便應該為寵物另找一個更合適的家庭。親手拯救牠們，卻不得已看着牠們再度被送回疑似施虐的主人手上。試過有主人把狗放在車內暴曬，在法庭上保證不再犯錯，會好好照顧寵物，結果不消數年，又因同樣的情況被捕。梁兆麟解釋，「即使動物身上沒有晶片，但只要主人有相片能證明，那動物便等同於他的財物，沒有人可以隨便帶走。」
終究是制度的缺口，讓一宗宗人神共憤的虐畜案件，成為未了的故事。「過往的判刑都很輕，每條生命不過是（判囚）數個星期而已。」關學文輕輕地道。從刑罰輕重計算生命的價值或過度簡化，聽起來未免殘酷。刑罰並不僅為懲罰犯法的人，也是向想犯同樣罪行的人起阻嚇作用，「很可能連（施虐者）坐完監出來，我們仍未處理好被虐待的動物。不少動物都需要長時間治療，瘦到只剩下骨頭，經歷過對人失去信任，需要重新適應，我們會安排特別治療及進行行為訓練。」
深井豪景花園在今年2月14日情人節當日發生虐畜案，30隻寵物被人殘酷掟落街，導致18死12傷。事後警方卻因「證據不足」不提起訴。（資料圖片）
社會輕視動物權益 提高刑罰影響有限
不少動保組織要求修例提高刑罰及增強阻嚇力。翻查相關法例，觸犯殘酷對待動物罪的最高刑罰為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三年。梁兆麟認為，再提高多少刑罰，阻嚇力仍有限。他見過無數懷疑虐畜個案不被接納立案，最終不了了之，或因「證據不足」而無罪釋放施虐者。「你連立案都不能，就算是上庭，連1,500元也罰不到，比起丟垃圾或限聚令的罰則更低。倒不如做票控，即場見到有主人疑似照顧不好動物便即場票控罰款，比上庭來得簡單。」
（香港01製圖）
關學文說，法例應該更新的是有關動物福利內容，現時條例未趕得上現在社會的標準。條例只明文要求要對動物提供充足的清水及食物，譬如，較早前有人把本來習慣在雪地生活的雪橇犬放在室外飼養，要在香港這普遍溫度較高的地方飼養雪橇犬，其實需要長期於室內開空調，才不讓雪橇犬感到過熱。
但因條例所限，即使拯救隊見到這種情況，也只能對飼主發出無約束力的勸喻或警告，當下一次出現相同情況，或可能成為檢控的事實證據。往往要等到動物的狀況變得不能再差時，才能介入。
即使拯救隊見到這種情況，也只能對飼主發出無約束力的勸喻或警告，當下一次出現相同情況，或可能成為檢控的事實證據。（鄭子峰攝）
拯救隊的督察說，自己並不負責調查工作，無意批評調查工作是否有缺失，也不是說要把施虐者告到最後，只是，公平完整的裁決過程能體現到城市對動物生命重視的程度。那遠比多少人飼養寵物更能讓人看到動物權益。
梁兆麟提到，「早幾天發現有兩隻狗被綁在樹底，頭頂有明顯傷口，之前也叫過主人帶牠們看獸醫，但主人不理會，狗隻的傷口才會惡化。叫了警察，開了file（檔案），希望今次能夠去（告）得到吧！」他特別指出，不論是搜證的警方，或是決定是否提出起訴的律政司，皆並非動物專家，欠缺相關動物知識。拯救隊作為第一身在現場進行拯救行動、接觸施虐者的人，惟有盡可能向警方提供足夠的證據，例如獸醫詳細報告動物的受虐程度，現場的照片證明施虐者如何疏忽對待動物。「我們花了很多心機，希望虐畜案得到一個更理想的判決⋯⋯」
拯救隊的工具大部份是加工或自製，如在繩索（右二）的鐵通位置加設海綿，避免狗隻用力咬時牙齒出血。（鄭子峰攝）
拯救動物疲於奔命 為了愛還是為責任？
前後訪問過三名拯救隊督察，少說年資也有七年以上，在一間機構，負責同一個職務那麼長時間，到底是為愛還是為責任呢？「我人工真的很低很低，還不及同年畢業的fresh grad（新鮮人）。哈哈……」林冠豪稍靦腆地答道，「即使最後只成功救到一隻（動物），滿足感也很大。」
大概，比愛與責任更大的，是他們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不因自己是人類而自覺比別的物種尊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因而要被看低，才能令他們不計回報，即使是只救一隻手掌般大、隨處可見的麻雀，也甘願上山下渠！
上文節錄自第23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27日）《親睹動物屍橫遍野如煉獄 虐畜無情 拯救有價！》。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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