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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塵記》一書中，以社會運動為背景的還有《陌路》及《拘捕》兩篇小說。《陌路》說的是主角夫婦和朋友利貝嘉在雨傘運動後的不同反應和抉擇；《拘捕》則是哲學教授褚在佔領時期與學生之間的故事。從人物設置上看，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她的「同齡人」。他們分別代表了兩類人：一類是對運動冷眼旁觀，在運動爆發後收拾行李移民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利貝嘉）；一類是自覺對年輕人有所虧欠，因而有所行動的人（妻子和教授）。
《那些貓們》是張婉雯的首本中篇小說集，過去的作品多是短篇。（吳雅倩攝）
生於黃金年代 中生代的反省愧疚
作為70後，張婉雯成長於香港的「黃金年代」，社會欣欣向榮，就業、住屋和管治都沒有太大問題，城市充滿了活力。「我們那時畢業，去完旅行才回來找工作，大家都是這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張婉雯自覺他們這一代人很幸運，「但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的競爭太大，不易找工作，就算找到工作，待遇也不理想，樓價又貴到飛起，如何努力也追不上樓價，申請公屋又沒你份。」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未必公平，有同代人指斥年輕人為『廢青』，但卻沒想過兩代人之間的先天條件極為不同，這是完全不合理的評價。」張婉雯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了二十年語文導師，相較於同齡人，她和年輕人走得較近，也較理解他們的想法，知道他們的難處在哪裏。《陌路》裏妻子的那一句，「若靠我們能改變這個社會，學生就不用押上自己的前途了」，顯然也是張婉雯的心聲。
近年發生的社會運動，赤誠的年輕人總是衝在最前，她既欽佩又內疚：「以我的性格、年紀、體力，我無法站在第一排向前衝；但你要我做一個鍵盤戰士，犬儒地縮在一邊看，我更加做不到。作為一個中年人，我能做的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盡力去做—和人傾談、寫文章、嘗試去理解和幫助（他們）。」
張婉雯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了二十年語文導師，相較於同齡人，她和年輕人走得較近，也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吳雅倩攝）
除了中生代的自我反省和內疚感，小說的部份角色也呈現了行動目的不夠純粹的一面。例如《陌路》的妻子組織義工活動，總是將自己擺在「高人一等」的位置，居高臨下地幫助他人；在《明叔的一天》中，教會裏的王傳道雖然是出於善意而打電話關心大病中的明叔，但卻流於自說自話，並沒有打算聆聽明叔想說什麼。
張婉雯刻劃這些人物的側面，多多少少是有意為之，因為她早期參與社運時，也會有這種不真誠的時刻——她稱之為「人群中拿着揚聲器指揮一切的虛榮面紗」；然而，這種處理手法並不影響故事自身的邏輯發展，反而塑造出更立體的人物，也讓小說顯得更加真實。
在張婉雯看來，不管是參與社運或寫作，對自己真誠都是最重要的。她說，真誠不是非得要將自己的傷疤揭露給別人看，「但起碼你要清楚自己的局限在哪裏，要知道自己軟弱和邪惡的一面。」她從社運的最前線往後退，亦是為了關注事件中不同人的反應和心態，「寫小說不能忽略人性複雜的一面。我不能將自己的小說簡化成立場的宣示和思想的指導。」
所以，張婉雯的小說雖不乏以社會運動為背景，但那也僅僅是作為背景而已，如果說運動發生的那一刻是海面上可見的冰山，那她真正要敘述和挖掘的，則是冰山下潛藏的巨大塊壘。「衝突本身是一件事，它如何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從長遠來說，這個影響可能更大。」
在張婉雯看來，不管是參與社運或寫作，對自己真誠都是最重要的。（吳雅倩攝）
人生是柴米油鹽 瑣碎中呈現人性
從2004年出版個人第一本小說集《甜蜜蜜》以來，張婉雯有十多年沒有再結集小說出書，原因是「數量不夠」，她形容自己的寫作狀態是「勤而不快」，但正因為慢帶來的冷靜觀察和耐心沉澱，她得以將現象背後的暗湧細細勾陳出來。張婉雯說，寫作《甜蜜蜜》時還比較年輕，所以內容多是「混亂的情緒和成長的掙扎」；隨着年齡增長，她的目光不再放在自己身上，筆下更多是別人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是你、也是我的日常生活。
「香港人的生活就像倉鼠，你需要不停地跑，不停地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下一步的事情。」張婉雯不想被生活擊倒，也不想放棄她喜愛的寫作，她在2012年一篇題為《一個得獎者的懺悔書》的文章寫道：「每天一千字，一個月下來就有三萬字。參加比賽或勝出與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自己能否成為一個有紀律、有毅力的寫作者，在營營役役中的生活掙回一點自主的能力。」這一年，她憑藉《潤叔的新年》獲得第25屆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
《潤叔的新年》收錄於《那些貓們》，小說寫的是殯儀仵工的故事，這群人各有各的身世來歷，默默做着華人社會最忌諱的工作，見慣世間的最後一程。這種涉及生死和特殊行業的題材明明有很多元素可以渲染，張婉雯卻都一一避過，「不灑狗血」、「不坐雲霄飛車」，轉而選擇用較傳統的寫法，刻劃出「生活瑣碎中混沌不明的事情」（台灣作家朱天心語）。「對大部份人而言，人生其實沒有很戲劇化的事情，大部份都是柴米油鹽等瑣碎事，但是在這些瑣碎裏，同樣呈現出各種人性。」張婉雯說。
還原人的立體面貌和人性的層次，一直是張婉雯的寫作核心。她不斷強調寫小說不能忽略人性和情感，「不論你筆下的人物是一個好人或衰人，其實都是一個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時候，再壞的人都有良心震顫的時刻。人是複雜和混沌的。人不是總是那麼清楚的，也不只有一個立場。」
「喜歡寫作，關心動物」這八個字，是對張婉雯最簡潔又最準確的概括。（吳鍾坤攝）
不論你筆下的人物是一個好人或衰人，其實都是一個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時候，再壞的人都有良心震顫的時刻。人是複雜和混沌的。人不是總是那麼清楚的，也不只有一個立場。
張婉雯
張婉雯
看見，然後寫出來
於是，在張婉雯的小說世界中，我們看到既輕盈又沉重的一面：「輕」的是小市民不動聲色的生活場景，「重」的是人生中一個個艱難的抉擇和幽微的人性。這不期然讓我們聯想到張愛玲，她在《自己的文章》（1944年）中談了對寫作的看法，認為「人生飛揚的一面」是「浮沫」，只存在於特定時代；「人生的安穩」則是底子，有着永恆的意味，存在於一切時代；而好的作品在於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她還說她筆下的人物「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而且張愛玲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在張婉雯身上，張愛玲的影子是如此強烈。然而，張婉雯畢竟不是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有一個重要角色是張愛玲和陳映真的小說裏都難見的。這個角色就是動物。張婉雯的新書《那些貓們》以貓命題，不少人看書名以為是以動物為題材的小說，其實並非如此。動物的描寫在書中的不同小說裏雖然都佔了一定篇幅，有時甚至以動物串聯起人物和情節，但張婉雯呈現的並非動物的世界，而是「人和動物」共處的世界。
在張婉雯的小說中，動物是一個重要角色。（吳鍾坤攝）
她甚至不是刻意設置動物這個角色。「城市裏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動物，關鍵在於你能不能看見牠們。如果你能『看見』，牠們其實是無處不在的。」她筆下的貓不是隱喻、不是擬人，貓就是貓，牠們只是和現實一樣出現在故事中，與人共處，互相接納。張婉雯的小說被稱為「寫實」，大抵也是這個緣故：看見，然後寫出來。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個時代 張婉雯： 衝突之後，我們會回到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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