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雯：一個動物義工的陳情書

《明報‧世紀版》，2010/3/27

法官大人：

我是一個被漁護署檢控的市民，罪名是「在沒有牽引下容許狗隻出現於公眾地方」，也就是「一條狗在散步」。今天，我將出庭應訊，而我已決定否認控罪。

我不是這條狗。我甚至不是這條狗的主人。狗的主人早已把牠遺棄；之後，狗就一直在一條鄉郊小村中生活。那時，元朗沒有Yoho Town，東涌也沒有映灣園，香港的市郊還沒有五千元一呎的樓盤。

我在市郊上班，而這條狗總在我上班的路上出現。牠是這條村的原居民，而我，是從九龍來的外來客。狗跟村民都熟，一位婆婆間中給牠食物，大叔碰見牠躺在路中心，「嗨」的一聲，狗便自動走開，有時也索性跟大叔漫無目的地走一圈。他們和牠們，都是年老無依的一群；小村對面是興建中的新型屋苑，綠色的尼龍網套在大廈外面，套著一個個的業主夢；而老人與老狗，在鐵皮簷篷下與木板屋中，倒也靜好平安。我見狗已年邁，便每天利用午膳時間，給牠捎點食物，和牠玩一會兒，也趁機跟老人閒聊。

上司和同事也知道我每天中午的行程。一天大家閒聊，同事說好幾天都見到漁護署的捉狗隊經過，之前就有一條小唐狗，老遠見到穿制服的人，馬上躲進車底去了，彷彿牠認得這些人的身份，嗅得出他們的氣味與來意。我起初還不在意，然後同事說：你的那條狗，也要小心。我說狗不是我的。同事又說：這是你唯一保護牠的方法。

同事的話是對的。儘管由始至終，我都相信，動物與人的關係，並非只有「主人與寵物」。

我終於讓狗植入登記了我的名字的晶片，同時接種了預防瘋狗症疫苗。對我來說，狗的生命價值，並不在於牠是否屬於我；可是，在這個城市的動物政策中，想活命就要取牌照。我沒有把狗帶回家，因為牠本來就在自己的家裡——那條鄉村就是牠的原居地，一聲熟悉的「喂」，便有裹腹的飯菜，結伴同行的伙伴。對面的樓盤落成了；暑天，地產經紀們穿著西裝，守在車站出口，向每一個路人打開精美的冊子，背誦邀請參觀的獨白，推銷某一種「家」的概念。我尊重他們的職業，同時知道：世上，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家」。於是我對他們微笑搖頭。

可是，我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某個極度悶熱的中午，狗在樹下閒坐納涼時，被漁護署捉走了。翌日，我請了假，一早便到漁護署，繳交了七百元「行政費」和「住宿費」，贖回狗。我以為事情已告一段落；可是，法官大人，漁護署還是要起訴我。

由替狗植入晶片的那天開始，我已知道自己在冒被起訴的風險。可是，這是我唯一保護狗免被行刑的方式。每個月，每個星期，每一天，都有許許多多的貓狗，死在漁護署的政策下。我算是知法犯法，狗卻是「莫須有」。相比於每天活在死亡邊緣的動物，我這小小罪名，又算得上甚麼呢﹖

所以，法官大人，幾百元罰款，我是心甘情願付出的。我也知道，與我有同樣際遇的人多著呢，相信您也見過不少——這些人已傾盡所有去照顧街頭動物了，哪有氣力與官府周旋﹖所以，他們都認罪了，您大概也分不清這當中誰是真正的寵物飼主，誰只是當「頂包主人」的義工。

可是，這一次，我否認控罪。

法官大人，我不是英雄；而只是一個平民，面對法律程序、法例條文，會感到不安和憂慮。我也很清楚，漁護署的做法，不會在朝夕間因為我而改變。可是，這些年，城市急速變化，土地已被收進一個名為「發展」的天羅地網中，平民與動物的分別，也不過是前者貧無立錐之地，後者連錐也無；我們都是無法掌握命運的一群，偶爾在這城市相遇，相濡以沫，彼此為對方掙一點尊嚴而已。我無力改變這個城市的去向，卻總可以守護一條狗吧﹖

我在香港出生，活在這裡已三十多年了，我怎能不愛這個地方，不愛這裡的生命呢﹖法官大人，這就是我否認控罪的理由。

一名被起訴的動物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