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g Pao Daily News P04 星期日生活 |3276 Character(s) |2024-11-03
編按: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上周五來港參加一場題為「有效利他主義:反思我們該如何行善」的講座,同場參與對談包括三松閣作者郭柏年,下文為作者當晚講稿的中文紀錄。
文:郭柏年
根據辛格(Peter Singer),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下文簡稱EA)致力以最有效的方法,為所有生命行最大的善,因而主張扶助極端貧困、減輕非人類動物的痛苦,以及降低人類滅絕的風險(下文簡稱降低X風險)等等。身為後果論者,我十分贊同EA的基本原則,亦同意減少極端貧困和動物痛苦。然而,我認為EA不應致力於降低X風險(i),因為這並非行善的最有效途徑。
EA對人類滅絕的立場
先釐清EA如何看待人類滅絕。EA致力為(不論現在或將來的)所有生命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據此,幸福新生命的出現會提升福祉總量(total well-being),因而是好的結果。此立場可有兩種解讀:
1. 如果人類後代存在,應該確保他們生活美好,從而提升福祉總量。
2. 我們應該確保生活美好的人類後代能夠出生,從而提升福祉總量。
第一種解讀的要求十分合理,相信沒有理性的人反對。然而,第二種解讀卻值得深思,視乎提升福祉總量的對象,可以再細分為兩種版本:
2a. 我們必須確保人類後代的存在,因為這會增加「我們的」福祉總量。
2b. 我們必須確保人類後代的存在,因為一般而言他們都會有美好生活,所以「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增加了福祉總量。
2a建基於自利理由。正如謝弗勒(Samuel Scheffler)所言:「我們有自利理由確保人類續存。我們需要未來世代的存在,才可以活出我稱之為『價值充實的生活』——全心投入有價值的活動的生活。」(Scheffler,2018)篇幅所限,在此不贅。
相較之下,2b屬於利他理由。這大抵也是辛格的立場,他不但援引帕菲特(Derek Parfit),相信未來人類將「活得極為長久,且一般而言過得美滿」(Parfit,1984),更曾表示身為對道德發展「謹慎樂觀」的享樂式效益主義者,他認為人類滅絕實屬一大損失。撇除辛格,不少EA支持者似乎都贊同這觀點,有的甚至已經投放大量資源降低X風險。因此,有必要仔細反思2b是否合理。
至此問題的關鍵在於,憑什麼相信未來人類將會「活得極為長久,且一般而言過得美滿」?EA對我們消除世間苦難的能力十分樂觀。回顧歷史,人類的生活質素,一直隨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政策的進步不斷改善,所以EA認為只要持續改革步伐,未來世代的生活有望更幸福美滿。可是,一旦人類滅絕,這個理想世界的願景將永遠落空,因此是重大損失。然而,我反對這種觀點,我的論據可分為「激進論點」及「溫和論點」兩個版本。
激進論點
激進論點訴諸反生育主義,主張人類滅亡實屬好的結果,是以EA不應該致力於降低X風險。了解反生育主義的人大概聽聞過貝納塔(David Benatar)的生活質素(QoL)論證(Benatar,2006,2013,2015)。據此,生而為人其實苦多於樂、壞多於好,是故生育只是製造痛苦生命,並不道德。下文將借用QoL論證的簡化版本,說明我的觀點。
雖然如EA所說,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政策的進步有望繼續延長人類壽命和減少生理痛苦,但仍然難以克服以下障礙: Q1. 固有的心理痛苦:人類存在本質上伴隨由負面情緒引起的心理痛苦,如焦慮、抑鬱和人際衝突。此等痛苦源於人類的固有心理特徵,難以依靠技術、教育或社會政策消除。即使具備最優良的生活條件,每個人仍有未能滿足的欲望、恐懼死亡,和存在焦慮等等,這些都是人類自我意識的基本面向,無論物質條件有多好,仍無法根絕。簡言之,心理痛苦是人類生命最關鍵的本質之一。
Q2. 快樂與痛苦之間的不對稱性:人類生命的快樂和痛苦經驗並不對稱。不管就強度和時長而言,負面經驗都遠超正面經驗。愉快時刻多屬短暫,而且需要刻意追求和努力維持。反之,痛苦的經歷(如疾病、傷害、損失、衰老和死亡)往往持續不息,且毋須刻意爭取,仍不請自來。再者,很多負面經驗都是人類生命的必經階段;但正面經驗卻不一樣,既需要不斷付出,亦無法保證成功。此等不對稱性顯示人類生命的脆弱、承受的痛苦總多於享受的快樂。
必須注意上述兩點不限於特定環境,而是關乎人類生命形態的本質,適用於全體智人(Homo sapiens)。EA或會回應,將來應可改革人類的生命形態,變成一種只有快樂,並無痛苦的生物(儘管我很懷疑能否做到),但這種近乎神明的生命形式終究再不能算是「人類」的生命,一旦如此,其實人類已然滅絕(ii)。
倘若接受QoL論證,便得承認人類的生活質素比許多人以為的糟糕,而且定必承受重大痛苦。換言之,生育相當於傷害後代。EA以將來人口極多為理由,相信未來可能極為美好,此論固然不虛。然而未來可以極有價值,亦可極為悲慘,端視乎將來人類的生活質素孰優孰劣。於此我相信未來世代都難以逃出Q1和Q2的限制,因此若然EA真的關心未來世代的福祉,便不應以降低X風險為目標。
另一方面,激進論點不僅考慮人類,還關注非人類動物。既然EA重視所有感知生命的福祉,理應明白人類正是絕大部分動物受苦的元兇。每年,有數十億動物被飼養、禁閉和屠宰以供食用,並且生前就已經在密集農場承受極大痛苦。此外,動物實驗、動物娛樂、狩獵和破壞棲息地等行徑,都嚴重傷害動物。我們當然應該減少這些惡行,但在可見的將來,恐怕不會完全消失。可是人類一旦滅亡,動物馬上便不用再受此等折磨,這樣既能消除現存動物的痛苦,還可防止未來無數動物遭人類殘害。換言之,人類滅絕,就再沒有人傷害動物。可以說,人類滅亡才是真正的動物解放,從此杜絕動物痛苦的主要根源。
總括而言,根據激進論點,降低X風險不會令未來世代(包括人類和動物)得益,因此不應該是EA的目標。
溫和論點
溫和論點承認未來世代或可擁有美好人生,是以降低X風險可能令其受益。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2b合乎EA。要判斷它是否合理,仍須評估(1)這種反事實情境的發生機率,以及(2)實現這情境所需的時間。
誠然,因為牽涉大量潛在生命,降低X風險的預期價值(expected value)理論上可以很高。不過觀乎現實,要確保未來世代擁有美好人生,可謂極其艱難(尤其是短期內),除了需要大量資源,還要徹底改革生理、技術、文化和政治條件,方能成事。再者,人類滅絕危機(諸如人工智能失控、核戰爭或全球疾病)受無數不可預測的複雜因素影響,能否有效阻止,實屬未知之數。相比之下,很多短期行善措施的成功機率較高,並有直接、明顯的效果。例如全球基金報告宣稱,自2002年以來,所獲投資已拯救6500萬人免受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侵害(全球基金,2024)。可見這類措施的成效有績可循,投資於此,不但更有保障,且有即時明確的果效。
溫和論點亦認為,投入大量資源降低X風險有沉重的道德代價(moral cost),EA難以辯護。所有感知生命都活得幸福美滿的未來,最終可能建立在現今人類的痛苦之上。比方說,應付X風險的每一分錢,其實都可以用來扶助現時正遭受貧困和疾病煎熬的人。愈遲解決即時苦難,就愈多當下的人繼續受苦。究竟應該優先解決迫在眉睫的困境,還是處理未來的潛在風險?考慮到解決當下苦難有很高預期價值,到底應否為了未知危機而漠視即時災難,實在值得三思。
總而言之,按溫和論點,即使降低X風險可以令未來世代得益,但由於不是最有效的行善途徑,因此不應該是EA的主要目標。
結論
本文論點涉及複雜的經驗計算,亦有相當的反對意見,無法在此逐一討論。尤其是溫和論點,需要更多數據和實證支持才算完備。然而,本文的主要目標是提出質疑,思考我們該如何有效行善。我相信,不論對EA還是所有人來說,只要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便會發現預防人類滅亡,其實遠非如大眾所想像般來得重要。
(i) 本文的討論對象為「逐步滅絕」(die-off extinction),即並非因殺戮而引起的人口下降,終至滅亡,例如自然災害或出生率不足。另一方面,「殺戮滅絕」(kill-off extinction)則指刻意殺戮而導致的人類滅亡。文章的論點主要針對「逐步滅絕」,是否適用於「殺戮滅絕」則留待讀者判斷。
(ii) 或許部分EA支持者會認為只有快樂,並無痛苦的「後人類」式的未來十分美好而欣然接受,可是這真的是種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形態嗎?當中牽涉複雜的考慮,無法在此處理。
參考資料
Benatar, David. (2006).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atar, David. (2013). "Still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A Reply to (More of) My Critics." Journal of Ethics, 17(1-2), 121-151.
Benatar, David, & Wasserman, David. (2015). Debating Procreation: Is It Wrong to Reprodu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fit, Derek.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effler, Samuel. (2018). Why Worry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Global Fund. 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res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