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日期: 2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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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治新聞，並非改制後首度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的競選消息，而是17日周三晚上漁護署與警方聯合行動，於香港仔深灣道以食物引誘野豬下山，用鐵網圍捕後人道毀滅了七頭野豬。事件引發許多市民、藝人和動物關注組織抗議，而整個決策過程更反映了香港的管治手法起了根本變化，昔日港府與市民皆津津樂道的良政善治竅門，如諮詢吸納民意、專業科學決策、先檢討後改革、執法情理兼顧等，已經煙消雲散。
10月份其實也發生了一宗廣受報道的野豬傷人新聞，藝人李玟的83歲母親住家附近散步時據稱遭到路邊野豬攻擊，導致身體多處骨折，但漁護署沒有什麼反應，警方也沒有什麼行動。可是，11月9日一名輔警執勤時遭野豬咬傷，腿部大量出血。漁護署於12日便宣布，即日起凡在市區出沒的野豬，便見一隻捉一隻，並會人道毁滅。12日至15日間，漁護署共收到35宗野豬出沒報告，均是野豬和平離開收場，並沒有出現傷人的場面，漁護署和警方卻決定於17日晚上展開誘捕殺滅行動。因為有這樣的背景，不少市民認為，特區政府突然改變政策，放棄近年來一直實行的「捕獲、絕育、放生」做法，改為主動誘捕及人道毀滅野豬，是為了替受傷的警員報仇。
從政治及公共行政角度來分析這次政策轉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觀察：
（1）漁護署宣布新的即捕即殺政策，所持理據為：近年野豬傷人個案有上升趨勢，過去10年共錄得36宗，當中超過八成（30宗）於2018至2021年間發生。署方又稱，過去10年間，首7年平均每年只有1宗野豬傷人個案，近3年則平均每年有10宗。單純因為野豬傷人數字上升，並不足以達致即捕即殺的結論，漁護署應該深入檢討近幾年個案增加的具體原因，例如是否非法餵飼增加，導致野豬頻繁進入市區，經過認真檢討得悉確切因由，才能對症下藥，漁護署這次並沒有這樣做，決策倉促程度令人咋舌，短短數天內便來一個政策急轉彎，這種「超速拍板」的施政作風，並不是香港一貫的做法。
（2）漁護署推行新政前，並沒有作任何諮詢，對此民建聯的何俊賢議員替署方辯解，指近日有輔警遭野豬襲擊受傷，他反問諮詢期間若再有人因野豬受傷，應由誰負責？這個辯解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對公共政策制訂及執行的無知。《明報》在11月19日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2017至2021年間野豬傷人宗數為：2017年3宗、2018年7宗、2019年9宗、2020年3宗、2021年截至8月底9宗，同期狗隻傷人宗數為1482宗、1354宗、1067宗、970宗、619宗。野豬傷人個案遠遠少於狗隻傷人宗數，按照何議員的邏輯，是否該馬上對市區街道上出沒的無人看管狗隻即捕即殺？若遲了行動導致再有多宗狗隻傷人事件，應由誰負責？如果即捕即毀滅的政策是正確的、必要的，諮詢可以加增市民對政策的理解與支持，如果新政策有錯漏，諮詢可以讓政府修正補漏，這是香港各局各級官員從入職之初就學會的基本道理，漁護署為何拋諸腦後？
（3）在新政策受到質疑後，漁護署有過一些解釋，說原來的政策構想是，把市區捕獲的野豬捕獲後，進行絕育手術，然後送到荒島上放生，使其無法返回市區，但野豬懂得游水，竟然自行渡海返回原來出沒的地方。對此，好些曾協助漁護署處理野豬問題的人提出反駁，指漁護署投放的資源不足，如果有地方存放野豬一夜，就可以一次過捕獲多頭野豬，翌日集中做絕育手術，放生到荒島後若定期有食物，野豬未必會長途跋涉返回市區，這些導致原來政策成效不足的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的，毋須大舉誘捕獵殺，也能夠令市區出沒的野豬數目顯著減少，達致人類與野豬和平共存。對於這些聽來不無道理的意見，漁護署和政府決策高層有沒有充分考慮？揚棄舊政策推行新政策前，有沒有進行客觀科學的論證？如果沒有，是什麼因素導致過去追求專業科學決策官員，放棄這種理性思考反複辯證的決策方式？
（4）新政策的執行受市民非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7日晚上被獵殺的野豬，既沒有主動闖入民居，也沒有傷人跡象，是執法人員用大量食物引誘牠們離開山林，然後用鐵網圍捕，注射藥物作人道毀滅，這種執法手法予市民的印象是，執法人員急不及待要「立功」，要向上級顯示殺野豬成果，等了三天沒碰到野豬對市民構成危險的事故，那三天裹接到的35宗野豬出沒報告，都以野豬和平離開為結局，執法人員沒有耐性再等下去了，便用上主動誘捕的手法，來製造「人道毀滅」的犧牲品，這種誘捕獵殺野豬的手法，能稱為「人道」嗎？事件之所以廣受責難，就是因為小孩子也看到，被捕殺的野豬沒有犯錯啊！人類不斷擴展市區，侵佔野豬的棲息空間，現在連在山上躲起來的野豬也不放過，要主動殲滅，這種對待野生動物的做法，與香港作為文明社會一貫的作風相符嗎？與漁護署過去多年反複宣傳的愛護動物理念相符嗎？當執法行動違背常理與人情時，市民非但不會感激執法者，反而會怪責執法當局殘暴不仁，尤其當執法行動被視為替受傷警員報仇，更會令市民對警方產生憎惡及鄙視。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法理情兼顧的作風，如今去了那裹？
（5）基於以上四點，研究香港政治的人會看到，這種巨大而徹底的施政作風轉變，絕不可能只是漁護署一個小部門偶發性的自把自為，事實上，漁護署內部有許多人員對新政策是不以為然的，署方之所以這樣做，相信是出於政府頂層傳達下來的指令，才會在沒有諮詢、沒有檢討、沒有專業論證下，倉卒匆促地推行新政。這種政治指令，背後反映的是一種在內地官場十分普遍的作風，就是當執法人員執勤受傷，傷了維穩隊伍的形象與士氣，政府高層就會下達指令，責成各級部門「果斷決策」、「立即行動」、「不惜一切」，「嚴厲懲處」，務求「鏟除禍患根源」，令類似事故「持續清零」，否則層層問責懲處，在這樣的政治指令下，內地許多城市管理部門就訴諸雷霆手段，出動大批武裝警察，對付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例如小販、無家者、受冤屈的上訪者等。如今這種作風，在特區政府高層「武進文退」後，終於來到香港，先是對付穿黑衣叫口號的示威者，然後是對付披黑毛叫豬嚎的野豬，在特區政府呈交中央的管治報告中，肯定都是一筆果斷剿滅的功績。
從香港迅速融入內地體制的角度看，捕殺野豬是一個「標誌成功的里程碑」；從維護香港良政善治傳統的角度看，捕殺野豬是一個「記錄敗亡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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