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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這是四月中寫的一篇文章，寫在往台灣參加「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之前。短短兩天研討會，被猛灌知識，除了Tom Regan(上圖) & Peter Singer(下圖)兩位動物倫理學家之外，來自泰國、馬來西亞、德國等學者，也在會上發表了精彩論文，當然還有我們久久仍被她牽動，為她心動的佛門英雌「昭慧法師」。惟知識迄今仍消化不良，一旦消化，定當再撰文，以感謝玄奘大學安排了這麼一次動保盛宴。
四月底，到台灣玄奘大學參加一次探討動物倫理及權益的研討會，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回去了，這一次，是慕名而回，慕著兩位當代動物倫理大師Tom Regan 和Peter Singer之名而回。這數十年，談到動物倫理學，兩位大師的兩本經典是必讀之作：《The case of Animal Rights》和《Animal Liberation》，台灣均有譯本，譯名分別是《動物權益探索》及《動物解放》。有趣的是，二人有關動物倫理的理論根源，來自兩位思想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康德及邊沁，探討的是「權利」及「效益」兩個不同的理論範疇。
這裡，不打算深入介紹康德和邊沁的思想了，因為這是好幾本書的事情，這裡只想指出，Peter Singer和Tom Regan發展各自有關動物倫理的論述時，來自這兩位哲學家。首先，Peter Singer引用邊沁的效益主義，指出人類不應該去傷害動物，所以像因畜牧業、實驗室等建立的人和動物的關係，均應該停止。他的邏輯是：首先，動物跟人類一樣，也有感受恐懼和痛苦的能力，動物的智商，也應比初生嬰兒及部分低智商的成人為高，因此，不應該將動物排外在人類思考道德對象之外。比如，在九把刀電影《十二夜》中，一頭黑狗在收容所被捕狗索拖行，牠掙扎，想逃走，咬得舌頭鮮血噴灑滿地……我們很難說這隻狗沒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吧？！基於這個思考，Peter Singer認為動物也應該被歸納作為人類的道德思考對象，也即在做與不做之間的判斷裡，動物的愉悅與痛苦，要被考慮在內。再如，黑熊被抽膽汁，以Peter Singer思考，是絕對不能做的，因為不符合效益主義。試問，一隻黑熊被困二十年，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每天還要很痛苦地被抽兩次膽汁，然後，膽部還會同時出現炎症潰爛等病況痛楚，這對Peter Singer來說，非常不符合效益主義。更何況，熊膽汁目前最被人強調的葯效，就是清肝明目，而坊間很多植物像菊花杞子，均有相同療效，何必要黑熊受如此大的痛楚呢？
然而，Peter Singer引用效益主義作為發展動物倫理學的框架，也受到挑戰。比如，像日本漁民以「科學研究」和「維持傳統文化」之名，大量捕殺鯨豚，在他們的說法裡，相關研究對人類產生極大效益，所以捕殺應該繼續。於是，便產生誰來判斷效益的價值問題，按照Peter Singer的說法，到了最後一步，沒有其他方法時，動物還是要犧牲的。然而，這種說法引來挑戰。為了避免這些挑戰，Tom Regan提供了另外一個理論框架。
Tom Regan根據康德「義務論」主張的普遍道德律，提出動物也應和人類一樣，擁內在的道德價值，其本身的存在就具有價值，具有權利(right)也亦具有生活主體（subject-of-a-life）。簡單來說，他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擁有其主體性，人類沒有權利憑藉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去賦予動物一些價值。比如，我們憑什麼以「科學研究」和「維持傳統文化」之名，去大量捕捉鯨豚，然後拿牠們去解剖、做實驗？同樣，我們又憑什麼認為，由於熊膽具有治療人類疾病的葯用價值，所以可以活活將一隻黑熊困在鐵籠裡，每天抽兩次膽汁，又或是，儘管人類真的覺得賽狗賽馬很好看，娛樂性豐富之餘，又可以滿足賭博欲望……然而，按照Tom Regan的看法，人類沒有權利透過各種訓練、葯物等，將之馴練成一聽到槍聲就瘋狂奔跑的動物，一隻真真正正像笛卡兒筆下的「機器」。
在西方，動物倫理學發展得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兩三千年了，然而，將動物倫理用在動物保護運動上，也是近世紀的事，當中，理論與運動之間，該如何謀合及轉進，大家還在學習，尤其在亞洲社會，還是在芽芽學語階段。
**本文已刊於《新生代》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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