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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穿筆挺西服，神色嚴厲，只見他伸長手臂，以手指在空中比劃一下，似嫌不夠，再比劃！距他幾步之外的一頭狗，就呆呆的站著，如同明白「指令」，然後垂頭離開。
那是上週在荃灣發生的「拒狗避雨」事件，主角有執勤保安員與濕身過街犬，都在一旁的手機拍攝者中，呈現在一分十多秒的片段裡。片段出街之後，差不多是一面倒的責備聲音，說保安員無情拒狗避雨之外，亦有說法指保安員只是私人商廈規條的前線員工，唯有「跟規矩做嘢」，就是盡忠職守。
影像被想像成客觀呈現事實的媒體，已有百年歷史，即便再加剪接聲音，已明知是會調較人的觀感，但它所讓人看見的物事，本來就難被質詢，尤其當下人手一機，都像紀錄片導演。而今次事件，更明顯不過的，是保安員的強勢，配以傾斜身體，完完全全壓倒了面色與毛色同樣黯然的可憐狗狗。這在無論姿勢與象徵上，保安員都必然惹人討厭，而且近半個月以來還慮積了狗狗被擲下街致死，以及被連環毒害事件；保安員於當下語境，就彷彿被等同壞人，公憤「理所當然」而來。
由濕身狗狗想到命危女孩
這讓我想起南非記者Kevin Carter在1993年蘇丹所拍，取得1994年普立茲獎的的作品Starving Girl；這幅照片可見一個餓得捲曲身體，傾倒在地的小女孩，幾步之距就站著一頭恃勢凌人的兀鷹，準備在女孩斷氣之際，撲前把她吃掉！照片可見的強弱懸殊，是自然法則，不過想當然的，就是如此影像的震懾逼人，必然讓觀者感覺大地／兀鷹殘酷無情。
其時Carter與同行記者駕車趕走了兀鷹，亦把女孩送到收容中心，不過離開之後，他再向當地詢問女孩狀況，卻不得宜知。Carter因為該照片而取得普立茲獎，說過為那一刻於心有愧，因為要趕著離開而未能為女孩做得更多，焉知生死；取獎之後Carter自殺了，遺書沒有提起事件，卻有說對現實無力，似乎也暗示了當日在自然法則下的無奈。
蘇丹與荃灣，相距萬里，可原來動物影像的權力宿命，都如同幾步之遙的倒影，容易因為強弱懸殊的兩極化想像，而對照片的弱方寄與同情；至於照片中的兀鷹與保安員，就必然像個反派，成為凌虐他者的主角。
由景觀想像主導事件說法
法國美學思想家洪席耶2003年有一篇文章，題目正是《影像的宿命》，以電影例子說影像美學與政治理論的大課題，不過當中有一個點子卻值得在此提出，那就是因為影像必然引伸的「觀」與「想」關係；亦即是就，在被拍者之外，影像其實更為強勢，因為（即便是簡單的）景觀隨即會被定義為「可見」與「可說」的想像——它所被如何言說與聯想，甚至影響對事件的理解！然後，對關於該景觀的事件說法，就由景觀引伸的話語主導了。
是故，對於荃灣的拒狗保安員，網上說法很多，卻大都以「無情」定奪。然而，以宿命影像解讀事件，並不是要為保安員開脫，而是想說明，隱於事件之後的議題，或許更多，亦必然多於狗狗「可憐」相對保安員「無情」的兩極想像。比如可以說，「更多」的，是背後的「制度」——無論是野外的自然法則，抑或私人的商廈規條，都是照片景觀的「幕後黑手」；當然還有手持攝影器材的第三者——南非的Carter或許意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可今天人手一機的我們，又會否多想，遇上事故，按鍵拍攝與隨即援助之間，雖說都是易如反掌，可我們又會如何選擇取捨？
或許當下的問題是，動物的影像宿命，若非日常攝影的可愛圖像，就是現實慘況的直接呈現；因此我們可多見親友把貓狗家人照片，在Facebook上載歡樂之外，更多見虐待動物，如墮海墮樓的狗狗境像埋身震撼。動物弱勢，是人類主導生靈的宿命，卻尚可有變；以至動物影像，就更不必然如命定般，僅有兩極化想像、爭持，甚至撕裂。遺憾香港，就多會選擇對立話語，成為如同今次事件所云「罵保安」對「撐保安」的陣營，至於私人空間規條如何善待動物的討論，反而不多；而其他比如「人都咁慘仲要對動物咁好」的偽命題多番出現，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小結：打開兩極化宿命
我們改變不了自然法則，但卻並非不能修正香港城市本來漠視動物，因而無情對待動物的種種規條；以至於動物影像的宿命，其實在「可愛」與「可憐」之外，亦必然有更多想像，可由我們開發，從而為任何影像內外的主角——被拍者、拍攝者、制度和語境，思考對立關係以外，尚有更多層次的互動與身同感受。Kevin Carter以生命表達了對自然與現實的無力，然而我們對影像「可見」以至「可說」的，並非力不從心，也不必然總以衝突作結。
畢竟，為影像訴諸衝突，實在太容易了；可是為著動物議題，本意和平生靈，又何必眼高手低？
那是上週在荃灣發生的「拒狗避雨」事件，主角有執勤保安員與濕身過街犬，都在一旁的手機拍攝者中，呈現在一分十多秒的片段裡。片段出街之後，差不多是一面倒的責備聲音，說保安員無情拒狗避雨之外，亦有說法指保安員只是私人商廈規條的前線員工，唯有「跟規矩做嘢」，就是盡忠職守。
影像被想像成客觀呈現事實的媒體，已有百年歷史，即便再加剪接聲音，已明知是會調較人的觀感，但它所讓人看見的物事，本來就難被質詢，尤其當下人手一機，都像紀錄片導演。而今次事件，更明顯不過的，是保安員的強勢，配以傾斜身體，完完全全壓倒了面色與毛色同樣黯然的可憐狗狗。這在無論姿勢與象徵上，保安員都必然惹人討厭，而且近半個月以來還慮積了狗狗被擲下街致死，以及被連環毒害事件；保安員於當下語境，就彷彿被等同壞人，公憤「理所當然」而來。
由濕身狗狗想到命危女孩
這讓我想起南非記者Kevin Carter在1993年蘇丹所拍，取得1994年普立茲獎的的作品Starving Girl；這幅照片可見一個餓得捲曲身體，傾倒在地的小女孩，幾步之距就站著一頭恃勢凌人的兀鷹，準備在女孩斷氣之際，撲前把她吃掉！照片可見的強弱懸殊，是自然法則，不過想當然的，就是如此影像的震懾逼人，必然讓觀者感覺大地／兀鷹殘酷無情。
其時Carter與同行記者駕車趕走了兀鷹，亦把女孩送到收容中心，不過離開之後，他再向當地詢問女孩狀況，卻不得宜知。Carter因為該照片而取得普立茲獎，說過為那一刻於心有愧，因為要趕著離開而未能為女孩做得更多，焉知生死；取獎之後Carter自殺了，遺書沒有提起事件，卻有說對現實無力，似乎也暗示了當日在自然法則下的無奈。
蘇丹與荃灣，相距萬里，可原來動物影像的權力宿命，都如同幾步之遙的倒影，容易因為強弱懸殊的兩極化想像，而對照片的弱方寄與同情；至於照片中的兀鷹與保安員，就必然像個反派，成為凌虐他者的主角。
由景觀想像主導事件說法
法國美學思想家洪席耶2003年有一篇文章，題目正是《影像的宿命》，以電影例子說影像美學與政治理論的大課題，不過當中有一個點子卻值得在此提出，那就是因為影像必然引伸的「觀」與「想」關係；亦即是就，在被拍者之外，影像其實更為強勢，因為（即便是簡單的）景觀隨即會被定義為「可見」與「可說」的想像——它所被如何言說與聯想，甚至影響對事件的理解！然後，對關於該景觀的事件說法，就由景觀引伸的話語主導了。
是故，對於荃灣的拒狗保安員，網上說法很多，卻大都以「無情」定奪。然而，以宿命影像解讀事件，並不是要為保安員開脫，而是想說明，隱於事件之後的議題，或許更多，亦必然多於狗狗「可憐」相對保安員「無情」的兩極想像。比如可以說，「更多」的，是背後的「制度」——無論是野外的自然法則，抑或私人的商廈規條，都是照片景觀的「幕後黑手」；當然還有手持攝影器材的第三者——南非的Carter或許意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可今天人手一機的我們，又會否多想，遇上事故，按鍵拍攝與隨即援助之間，雖說都是易如反掌，可我們又會如何選擇取捨？
或許當下的問題是，動物的影像宿命，若非日常攝影的可愛圖像，就是現實慘況的直接呈現；因此我們可多見親友把貓狗家人照片，在Facebook上載歡樂之外，更多見虐待動物，如墮海墮樓的狗狗境像埋身震撼。動物弱勢，是人類主導生靈的宿命，卻尚可有變；以至動物影像，就更不必然如命定般，僅有兩極化想像、爭持，甚至撕裂。遺憾香港，就多會選擇對立話語，成為如同今次事件所云「罵保安」對「撐保安」的陣營，至於私人空間規條如何善待動物的討論，反而不多；而其他比如「人都咁慘仲要對動物咁好」的偽命題多番出現，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小結：打開兩極化宿命
我們改變不了自然法則，但卻並非不能修正香港城市本來漠視動物，因而無情對待動物的種種規條；以至於動物影像的宿命，其實在「可愛」與「可憐」之外，亦必然有更多想像，可由我們開發，從而為任何影像內外的主角——被拍者、拍攝者、制度和語境，思考對立關係以外，尚有更多層次的互動與身同感受。Kevin Carter以生命表達了對自然與現實的無力，然而我們對影像「可見」以至「可說」的，並非力不從心，也不必然總以衝突作結。
畢竟，為影像訴諸衝突，實在太容易了；可是為著動物議題，本意和平生靈，又何必眼高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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