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獵人非法獵殺數百頭鹿，被罰坐牢期間每月看一遍迪士尼經典卡通《小鹿斑比》，獵人看得多會不會真的崩潰反省「我就是那個殺了可愛斑比阿媽的邪惡人類﹗」就不得而知，不過連投身宣揚動物權益工作的披頭四成員Paul McCartney都說過，他從童年看斑比學懂「殘害動物是壞事」，可知電影故事對人的心靈衝擊確實不容小覷。
研究流行文化多年的大學講師陳嘉銘書寫光影裏的動物形象，結集成新書《寫在牠們滅絕之前——香港動物文化誌》，當《優獸大都會》的嘆慢板樹懶、《犬之島》英勇流浪犬像小鹿斑比融化了觀眾的心，他的文章卻唱反調，「知道動物不只可愛，才可對牠們有完整理解」。
二○一六年上映的《優獸大都會》以動物各種特性隱喻社會百態，除了以樹懶慢動作演繹公務員hea做，讓人拍案叫絕；兔子靈巧有理想、狐狸行事狡猾但內心正直，都利用觀眾對這些動物的一貫性格想像，塑造出主角的鮮明個性。不過為了讓觀眾估你唔到，溫馴的綿羊咩小姐原來是歹角，使計老屈豹、獅等一眾獵食者，讓市民以為他們發狂，必須隔離。陳嘉銘說，「電影故意逆轉正邪關係，要我們放低包袱，獵食者不必然壞，被獵食者也不一定善良」，「沒有化解二元對立，只是倒轉，令劇情更遠離現實」。電影反映的現實其實是人類以自己為中心的想法，「一開場動物好像很有理想，說長大要做警察、老師，追求成為專業人士，跟從人類世界『什麼是好人』的標準」。
沒有壞人的世界 動物處境可改善？
作品好評如潮，陳嘉銘強調「當然不可能說全部娛樂大片都要變成批判的對象，批評它呈現不到真實」，電影破格之餘留下一點反思空間，「那是ok的，不是下下批判到尾，不過當坊間一面倒讚好，若可以多想一步，是否真有其事，亦值得提出。」今年上映的動畫《犬之島》製作精巧，政客煽動民眾對狗的恐懼，於是家犬被流放垃圾島，在重重歷險後齊心揭破政客陰謀。陳嘉銘將作品與二○一五年電影《狗眼看人間》比較，「兩部戲都是小孩尋狗的故事。表面看，戲中的人類壞事做盡，透過踩低人講狗如何被傷害」，如此套路雖容易消化，但想深一層，即使社會上不是壞人滿街，「動物處境也不一定好」。
離開油麻地電影中心，經過人頭湧湧的金魚街（通菜街）及附近寵物店，陳嘉銘穿過馬路，到了花墟。他顯得很熟路，專程光顧再過一個街口的那間花店，高瘦個子彎下身來，細看門口每束花，拿起粉橙一束，甫走進店內又回頭，改挑顏色更淺的那束，「這比較耐放」，「我通常會買菊花、玫瑰或鬱金香」，回家放在Bungy靈前。Bungy是與他相伴了十八年的迷你賓莎狗女，這個定期換花的習慣已有兩年。他今天還能想起Bungy伏在他肩上的感覺，自小狗踏入十歲後多病痛，他開始多看關於狗身體構造的書，基於學者個性，然後又看看有關貓的，再看社會學說動物的，翻翻哲學書又如何說，知識吸收愈來愈闊，自此他的文化研究打開了另一扇窗。
「文化研究中的他者多指少數族群、有色人種、女性、小孩、長者，但原來可放在動物身上，因為牠們不會說話，也是弱勢，尤其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人類為了賺錢大量生產動物，不將牠們視作生命，而是一件貨。」馬戲團用動物提供娛樂，象會交叉腳轉身、虎懂得跳火圈，「動粗訓練動物，那種暴力是直接讓觀眾看到的，但電影則不然，暴力潛藏得更深，就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老虎溺水的畫面，觀眾不會即時想到是拍戲期間真實發生，會以為是虛擬畫面」，曾有報道引述，美國人道協會（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監察員在電郵中稱「我們差點在水池殺死了King（戲中飾演Richard Parker的孟加拉虎）」。
香港電視劇愛設一個狗角色增加娛樂性，最近無綫播出的劇集《大帥哥》也有老虎狗登場，由狗隻訓練員提供，專為應付拍攝受過訓練。人類以動物為用，陳嘉銘解釋背後是各種文化、社會因素，例如製作出斑比的迪士尼，「二十年代末出現米奇老鼠，迪士尼這個美國的『開心工業』在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後要鼓動人心，便用動物向小孩、大人製造快樂的形象」。至於海豚被大量引入水族館、主題公園的熱潮，則與六十年代電視劇Flipper有關，「講述小朋友與海豚做朋友，整個拍攝過程需要訓練牠們做跳上水等反應，嘴向後彎像笑着」。訓練員Richard O'Barry為此劇培訓海豚演出，後來因親歷其中一條於自己懷中死去，決意創立組織Dolphin Project，拯救被捕捉的海豚。
鏡頭以外的真實 你接受嗎？
鏡頭前的動物總是可愛的，《犬之島》群犬打架亦只見煙霧不見血。「寵物店也是包裝可愛形象的工業」，陳嘉銘心中曾經有過疑問：「我常常想，為什麼當職員讓我試抱動物時，牠們都緊挨着我？最初我幻想，會否是我特別討牠們喜歡？後來我發現牠們其實是凍到七彩，因為要保持店內乾爽，冷氣開得很大。」但他照顧過生病的Bungy好幾年時間，知道愛動物，就得接受牠們生命中另一些真實。「Bungy患胰臟炎會嘔出黃色的泡，更要留院輸血清。」流行文化的影像相對而言「乾淨」太多了，「不會顯現人們接受不來的部分」，就算是紀錄片都經選取，「動物其實不必然可愛。紀錄片呈現的非洲陽光燦爛，死亡與互相吞噬可能只有幾分鐘」，二○一三年他到肯亞，看生更看死，「我在非洲看到的獵食場景可以維持三小時，我們其實在影像中看少了很多。」
《小鹿斑比》還有一個有趣註腳，電影衍生出詞語「斑比效應」（Bambi Effect），形容人有愛惜可愛動物的心態，卻覺得相貌不佳的死不足惜。
打破層級之分 建「親屬關係」
社交平台每天流傳大量的貓狗「賣萌」短片，陳嘉銘說人對動物總有層級之分，「容易親近如哺乳類，位置就放得高」。他評論剛在無綫台慶摘下「最佳非戲劇節目」的《美女廚房》，「那是個慘不忍睹的節目，卻也很出奇，之前提到的娛樂作品會淡化令人不舒服的內容，但《美》展現虐殺動物的過程，觀眾因太理所當然而不覺得有問題，其實亦見動物層級，這樣對待魚、蟹可以接受，如果生豬、生雞這樣呈現在電視畫面上又如何？」
陳嘉銘說新書名為《寫在牠們滅絕之前》，亦受美國生態女性主義者Donna Haraway《與麻煩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一書啟發，「這本書也是問，若末日已成宿命，我們還可做什麼？她提出親屬關係（kinship），人應該做主動，與不同物種、小眾建立共融的關係」。奧斯卡二○一八年最佳電影《忘形水》裏的邊緣小眾，包括說不出話的女主角、黑人、同性戀、長觸鬚的魚人可以相濡以沫，他寫，便呼應了Haraway的「親屬」說法。
Bungy離開以後，陳嘉銘寫動物寫得更積極。面對過小狗的病與死，他答着「未放下」，冷靜乾脆的語調沒有變，說話用字卻相當有重量，說自覺原來「幾十年做人沒明白過什麼」，Bungy走後這兩年，「是我遲來的成長，懂得放開、失去，如何活在當下、什麼是愛」。文化研究在他心中意義不再一樣，「以前做電影、流行文化研究，可說是嬉戲性的，教書、上堂、寫文，都是覺得分析一件事好得意、有娛樂性。因為動物，令我覺得做學術可以很有情感。近幾年文化研究也有個名詞『情感政治』，好多事不是純粹批判，一定有情感在背後支持你討論一個課題」。他相信電影不會因他不做研究而消失，「我之前說喜歡電影，覺得分析時很興奮，可以解讀的很豐富，現在對動物的喜歡，卻感到有使命在背後」。
動物的政治角色：安撫人心
他現在也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的香港動物史。「動物在香港歷史有什麼分量？」他的目標是動植物公園。「它的前身是兵頭花園，真正開放給香港人是六七十年代後，這與六十年代中後期港英政府的很多政策脗合，希望讓市民安居，如九年免費教育、香港節、青年節，時間都很接近。公園五十年代後慢慢引入動物，六十年代特別多，尤其是孔雀，翻查舊報紙常常提及，原來動物奇觀當時有助安撫市民。」現在這招可能不管用了？他同意，「現在奇觀淡化了，不能用簡單的動物想像平息社會的煩躁不安，內地送熊貓兩次，中華鱘死了又送，是要向香港人表現祖國的恩澤。不過中英之間早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交換動物，比聯合聲明更早時，已有動物的角色。」
有時陳嘉銘仍會想，與小狗相處十八年間，若有機會重新回到過去，會不會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回想「該不該在某時候給罐頭」，如此細細碎碎。所謂愛，或許就是一份在意。他知道自己在保護動物上不是前線角色，「在文字、學術上處理動物的事，便轉化了我對狗的感情」，新書的自序是他給Bungy的信：「我知道，單憑書寫，只是在無力之下，還望那是對別人的僅餘啟迪。但我真的幻想過，有天人類對萬物的感知，就像是妳給我的無語觸碰，卻深刻豐盛，可以有十年八載，甚至有更長久更親厚的共融，然後動物議題不再會被想作『議題』，而是必然與人有愛的共生關係。」
自二○一五年他在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動物，文化與現代社會」，常有學生問，想改變要怎麼辦？「不是讀完這科就能改變世界，知道更多之後，可以在你有興趣的範圍多做一點。之後有同學做傳媒，寫有關動物的報道，也有人去動物組織做義工，都很微小，卻是個開始。」可能有人會認為他對電影呈現的動物形象太較真，不過若如他所說，能讓其他人在對動物理所當然的想法之外有多一個思考的角度，那不是正逐點累積更多人對動物的在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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