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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美國古根漢美術館裏，展出孫原和彭禹的《犬勿近》作品。這是一齣名為行為藝術的紀錄片，「作品」中的比特犬，相視而處，被牢牢繋於跑步機上競跑，兩犬觸不可及，卻設法拼命想撕咬對方。
此藝術裝置，結果引起動保人士極力反對，美術館結果撤下展品。有人說，動保人士揮弄道德大劍，干擾藝術創作的自主性，揶揄美術館不能板直腰骨捍衛藝術自由，更諷刺以後美館的作品必先經過「道德審查的大門」，才好作出公眾展覽。
不用多説，另一方的動物團體，必然會曉以大義，從道德角度，狠批創作者虐待動物、不尊重動物，並夾雜很多主觀如「嘔心」、「低劣」等辱罵形容詞。
事件在一片謾罵聲中，休止了。
創作者在輿論壓力下屈服，而動保人士則在勝利的歡呼聲中自詡，這其實是雙輸的局面。老實說，社會上，除了道德譴責和謾罵外，核心問題從來未被認真處理和觸及過——動保與藝術創作必然是對立嗎？
無獨有偶，在香港，近來電視台在合家歡時段，播放一齣電視劇，內容講述一位女演員拳擊一頭倒吊的豬屍，以突顯其毅力，同樣惹起動保團體批擊，導演在接獲投訴後，表示日後會「小心處理」。古今中外，利用動物作為武術訓練，例子的確多不勝數，例如 18 世紀末澳洲、美國的人與袋鼠的擂台拳擊；而網絡影片，一直流轉示範，利用動物屍體試斬兵器。無論如何，這些藉消費動物的技藝訓練，不但欠實用性，而且意義欠奉，大多是綽頭居多。
有人說，動物權益的基礎，就是動物能感受痛楚。既然劇中的豬早已死掉，豬屍不能感受痛楚，用來充當拳靶，又有何不妥？何況，40 多年前，拳王 Rocky 不也是在屠房擊打牛屍嗎，為何不予以譴責？
試想想，劇集裏倒吊的不是一頭死豬、是一頭真實的貓屍、一頭一真真實實的狗屍，或者更極端一點，是一具小童的屍體，大概我猜想廣管局的投訴數字必然直缐上升。無可否認，出於認知和自身體驗，我們對世上不同的物種都存在差別心。基於情感投射和同理心，驅使我們期望在生或死去的動物，同樣能夠免於痛楚，最終得到安息，是故最近有不少澳門居民，反對二龍喉黑熊 BoBo 製為標本。而 40 年前，穿皮草、吃魚翅、吃蛇羹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道德覺醒令我們開始唾棄陋習，重新反思自省。
說了這麼多，動保與藝術創作必然是對立嗎？
動物保護，明顯地，原意並非想去限制創作者的創意自由及空間。我想說，藝術概念是流動的，在文明的推演下，正正是因為道德要進步，才會真真正正、確確實實，突顯藝術的存在價值。
圖片來源：New York Times 《犬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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