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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某天，漁護署大批工作人員及獸醫在赤柱佈陣，如臨大敵，準備為一個野豬家族進行避孕試驗。這在三年前，是不可思議的……。
2014年，環境局前局長黃錦星在立法會回覆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質詢時，曾以「害獸」來形容在香港出現至少有一百年紀錄的野豬，來到今天，漁護署施行全球首個官方主導的野豬避孕計劃。從「害獸」到「野豬避孕計劃」，香港的野豬政策出現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在衝撞既定法例，亦挑戰倫理規範，在野豬權益的黑洞裡看到一些光。本文，首先嘗試釐清這一百年來攸關野豬的法規及倫理的糾纏和進路，繼而審視野豬避孕計劃的價 值及局限，以使爭取野豬權益的路走得更遠。
要釐清這條顛簸的路，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早在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有野豬出現的紀錄，當時，野豬被視作害獸。之所以「害」，是看在人類眼裡，牠們以農作物莊稼為食，是一種侵害人類財產的行為。於是，大半個二十世紀，香港民間狩獵野豬的情況非常普遍，人們只要向政府申請狩獵許可，便可合法射殺野豬。這主要發生在新界及港島部分山郊野地區，狩獵野豬的多為鄉郊居民，他們有狩獵的風俗，亦有保護莊稼的實際需要。
這種情況，直到1981年，才出現變化。這年，政府修改相關規例，第一支「民間野豬狩獵隊」獲准成立，全面禁止零散的狩獵行為，只允許獲警署發出槍牌及漁護署批出特別許可證的「狩獵隊」進行槍殺野豬活動。1995年，第二支「狩獵隊」成立。此一狩獵野豬政策，維持至今。從那時開始，狩獵野豬受到較嚴格規範，包括禁止狩獵隊在郊野公園範圍、週末及公眾假期不能出動。
有人以為，這些變化，與1970年麥理浩主政下新界地區大規模開山闢土，一種新的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明顯出現於新界，密切相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野豬作為野生動物，可與其他「受保護野生動物（protected wild animal）」如猴子、豹貓、果子狸等受到同等待遇，罔論權益。無疑，新的郊野人口不需要耕作，與野豬的衝突並不明顯；他們沒有狩獵習性，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影響下，甚至對狩獵行為反感。這些，促成了新的人和動物的關係。但直到今天，漁護署的網頁依然寫著「野豬是最大型的野生動物，並非受法例保護」。換言之，殺害野豬並非違法。所違者，只是根據香港法例170章《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任何人不得以「狩獵器具」像網、毒藥、捕捉器或設陷阱等來捕捉或殺害野豬。
民間價值的轉變，往往成為推動修改法規的動力。這三十多年來，偶有評論人及動保人士報章撰文，批評槍殺野豬為非人道行為。然而，直到近年，漁護署依然恆常地推出特別許可證，准許「民間野豬狩獵隊」進行獵殺活動。根據漁護署紀錄，從2009年到2013年，每年有數十頭野豬被「捕獲」。這些發生在城市中的獵殺行為及數字，直到「香港野豬關注組」出現之前，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2013年，「香港野豬關注組」成立， 不僅提出取締「民間野豬狩獵隊」，還倡議野豬權益，將保護野豬運動推到新的階段。「關注組」援引哲學家Tom Regan指動物具有「內在價值」的論說，提出人們應該尊重野豬本身的生存價值，牠們的價值不必依附人類的價值而存在。這些觀念，透過傳播 ，促使城市人在思考他們與和野豬的關係，嘗試跳出人本主義的道德圈，開拓出一個不再將野豬看作「害獸」或「不受法例保護的野生動物」的視野，這些人，不僅包括一般市民，還有部分漁護署官員。以上，成為野豬走出「害獸」污名，進入「野豬避孕計劃」年代的關鍵。
「野豬避孕計劃」推行以來，反應兩極。部分倡議動物權益人士支持「計劃」，認為這畢竟是全球首創，但同時，「計劃」亦受到不少挑戰，包括人類是否應該介入野生動物繁殖等等。筆者以為，依香港目前城市發展速度來看，人類侵擾野豬生存空間只會愈來愈厲害，從而產生的人豬矛盾也預計會快速上升。當然，這方面可以透過教育市民尊重動物生命來改善，然而，改善倫理關係並非一天可成，因此，野豬避孕乃權宜之計。
但這裡必須說明，既然社會對野豬價值觀已然改變，政府亦已提出新思維新方案，那麼，為了說服大眾及保護動物人士，避孕計劃必須伴隨著修訂政策，包括取締「民間野豬狩獵隊」，以及將野豬列入「受保護野生動物」，使任何殺害野豬活動都列作非法行為，以使法例跟隨道德價值同時進步，那麼，避孕計劃才真正具有時代意義，否則，容易被人批評為徒具形式，流於空談。
從本周開始，「文化論政」將一連六個禮拜討論動保議題，請大家密切期待。
文章刊登於2018年1月8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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