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愛成「虐」？ / 張婉雯

《明報》，2013/6/14

前些時，大學同學來我家一聚，跟着她來的是她的初中女兒與高小兒子。小姊弟拿着相機，追着我的貓兒拍照，幾乎爬進牀下底。看着他們興奮的樣子，我不禁想：假如他們因為太興奮，一不小心玩死了一隻寵物，我會否堅持報警處理呢？

之所以想起這個問題，是因為，本年初一宗名校學生玩死倉鼠案，校方停課處分，卻沒有報警。有人認為事關刑事，必須報案；也有人認為學校已處理得宜，報警未免過火。事情實在兩難：犯案者只是幾個初中生，而學校也不能說是不重罰。然而，在我們的社會中，由警方到愛護動物協會，總是對虐待動物案件輕視甚至漠視。前線警員往往用各種手法拒絕落案；愛協接報也不一定報警。如果說，近年警權有過大之嫌，那麼，這過大的力度大概是集中在某一方面（例如拘捕社運人士），而在保障動物的這邊，卻是無心無力。

我們當然不必盲目相信嚴刑重典可以解決一切，皆因執法與司法部門，從來不能叫人做好事。執法與司法、警察與判官，頂多只能禁止人幹壞事，否則就要受法律制裁。我們不能以警力與判刑叫人愛護生命，只能訂立防止虐待的法例，然後認真執行。我們不能強制全港市民喜歡動物，只可以──或者說，因此才更需要──法律和警力保障動物的基本權利。「以警權代替教育」從來不是愛護動物的出路，因為受罰的痛苦永遠不能代替與動物相處的快樂。弔詭的是，我們本來就活在一個不快樂的城市中。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政策，不論是人和動物都照顧不好。是以漁護署在市民的默許下，年殺萬多隻健康動物；義工在社區做絕育放回，最大阻力是各大業主立案法團、區議會與居民。當然，樓價這麼高，工時這麼長，顧好自己已不容易，實在騰不出關懷與愛心。愛護動物是好，只是別把我家的後園作善堂。

所以，虐待動物的罪犯並非只有下手的一人；虐待動物與性別歧視、超長工時、地產炒賣、貧富懸殊一樣，既是政策失誤，亦是社會文化。雖然某些聲稱「愛護動物」的大機構近年愈見靠攏官方，盲目護航，但部分人仍選擇繼續支持或裝作不知道，因為只要「愛護動物之心」委託了給這些有名的機構，便心安理得了，不必再為自己的立場、取態煩惱──縱然心知這類大機構可能有名無實。

這亦是何以警方和漁護署堅持民間的「動物督察」可以取代正規的「動物警察」──因為他們都看準了香港人的心理：不會有自己的看法，只要看上去差不多，便收貨。

要改變這種「把思考委託他人」的文化，立法、執法、司法、教育、慈惠支援，缺一不可。後兩者能在社會上產生長遠影響，是動保人士的強項；其餘三者是最短線的手段，幾乎可以即時產生阻嚇作用，但必須依靠政府部門。動保人士要求警方介入虐待案，正是基於這種社會背景。教育不能取代刑罰，正如刑罰不能取代教育一樣，尤其是在「警權跛腳」的保障動物範疇。

不過，面對「動物警察是否以法代教」的問題，市民對動物議題感到陌生，動保人士大可在刑罰以外，同時提出心理輔導、與動物有關的社會服務等建議，既可助施虐者改過，也令大眾對虐待動物思考得更多、更深入。我甚至想像過辦一家類似「動物正生書院」的動物收容所，讓輕度犯人進內當義工，以收教育與心理治療之效。在「反虐待」與「愛護動物」之間，實在還有一條鴻溝，我們要做的，是成為一條由公義到快樂之橋樑。

作者簡介： 香港動物維權組織「動物地球」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