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

動植物公園的權力、慾望和錢

週五 2017-04-21
原文連結在此: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9006

動植物公園的權力、慾望和錢

近年,有關是否開發香港郊野公園?開發多少?社會爭議不休。其實,不管郊野公園,還是城中的叢林荗密之地及園林,處處可見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痕跡。這些空間訴說了殖民地達官貴人的生活習性,像麥理浩喜歡爬山,所以出現了長長短短、國際知名的麥理浩徑。另一方面,它也是殖民權力的象徵,而且還有經濟價值考量。一八七一年開放的「動植物公園」(一九七五年前名為「植物公園」),更是一個殖民研究的寶藏。

動植物公園建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象徵英國新一波殖民時代的開始:它以掠奪資源而非僅僅侵佔土地作為殖民的主要手段。這個時代,殖民者憑著科學進步,不僅要征服其他人種,還要掠奪大自然資源,包括植物和動物,以此展示權力及發展經濟。於是,我們看到,英國及法國第一座現代公眾動物園就在這個時代出現。動物園,人們征服猛獸並進行商業活動的最佳體現。

香港動植物園是殖民政府興建的第一座較具規模的公園,打從英國佔領香港開始,它的殖民象徵意義已非常強。首先,公園開放公眾遊覽、即一八七一年前,只屬港督官邸後花園,普通百姓止步,被華人稱作「兵頭花園」。一八七七年,公園豎立了當年離任總督堅尼地爵士的銅像。到了二戰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銅像被運往日本熔掉。直到一九五八年,佐治六世的銅像再豎立公園。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目前座落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女王像,二戰之後,原本要置放於動植物公園,但此念頭後來被打消了,官員考量包括原來底座面積太細、改建底座將影響銅像與周圍環境的美學結構。此外,公務局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會議紀錄指,當時農林漁業管理處(漁農自然護理署前身)高層擔心,小孩會像遠征喜馬拉雅山般攀爬銅像(it will become a convenient centre for Himalayan expeditions by childre n),並破壞之。後來,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改置於「銅鑼灣一座公園」,就是今天的「維多利亞公園」。若當時女王像放在動物植公園,也許就沒有今天的維園了。由此可見,當年動植物公園非常受殖民政府重視。

殖民政府透過豎立銅像展現權力,處處可見,包括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干諾公爵(維多利亞女王三子)及澳門位於葡京酒店對開亞馬喇前地的第七十九任澳督亞馬留銅像等;兩者都在殖民政權離開前被移走了。

動植物公園除了讓殖民政府展示權力,更是征服和掠奪大自然資源的體現。今天,當你走進動植物公園, 馬上就看到一個打破地理距離的空間:它集合不同地區植物,像杜鵑園、日本葵樹、菲島福木、錫蘭葉下珠等植物。這些收集來自不同大陸植物的做法,早奠於一八七一年公園開館前。

一八四八年,擔任總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及撫華道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向皇家亞洲學會提議,香港應該蓋一座植物公園,建議引起港督府官員及商界興趣。十九世紀的歐洲,興建植物園的做法較普遍,並同時傳至英國殖民城市像仰光、新德里、馬德拉斯布和新加坡。英國科學家透過移植不同緯度、氣候及土壤的植物進行研究,豐富其研究內容,這附合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學精神。更重要的是,這些植物的移植及研究,還具有商業價值。

一八五五年,港督寶靈(John Bowring)同意興建一座「公眾植物園(Public Botanic Garden)」,他更強調這個植物園的經濟效益。他指出,這些從滿清帝國及周邊國家所獲取的植物資源具有商業價值,可製成染料、紙及紡織品。他還舉例,印度植物園就可以運一些有用的植物及水果(send useful plants and fruits to mother Country and the Colonies)回到英國及其他殖民地。

除了植物外,公園收藏的動物,也具有征服大自然和商業利益雙種意義。一九七五年,植物公園改為動植物公園。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市政局一份建議植物公園改名的報告指,公園從五十年代開始已經展示野生鳥類及哺乳類動物,到一九七四年,公園收藏了包括三百二十種鳥類、十一種哺乳類動物及十二爬行類動物,早已兼藏動物與植物了。報告還突顯了公園的科究成果,指出植物園已經成功繁殖三種珍稀鳥類。談到商業部分,報告指出當時的動物展示吸引了不少遊客,應改名為「動植物公園」。

植物公園易名翌年,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事情也反映動物被人類視作生財工具的悲哀。根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市政局一份紀錄,一頭十歲的亞洲黑熊,本來與另一黑熊同住公園,後來伴侶去逝,剩牠一個。這年,市政局提出,黑熊已經不是珍稀動物,牠卻佔住很大空間,應遷走牠,換來兩頭年輕的美洲虎。他們的理由是:一)美洲虎是一個份外吸引的展品;二)對於不少參觀公園的學校來說,牠們更具教育意義。於是,這頭黑熊由於年紀大、沒價值,便被園方免費贈予其他動物園,至於確實去了那裡,文件上實無紀錄。

一座動植物公園,不僅扭濃縮地展示大自然生態的空間,牠更是權力慾望和經濟利益的混合體,一個傅柯筆下的「異托邦(Hétérotopie)」。

(本文已刊於2017年4月20日出版的《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