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前世今生 SPCA是愛護動物還是愛護政府？ / 張婉雯

《明報》，2013/2/20

編按：上周，一宗甚具爭議的虐犬案判刑，受害唐狗被當事人引火焚身，唐狗嚴重燒傷，終被人道毀滅。香港不乏以保護動物名義而成立的團體，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下稱「愛協」）就是其中一個，可惜虐待動物事件接二連三，據報道，甚至連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的工作人員，涉嫌在抓捕流浪犬的過程中虐待犬隻，經民間動物維權者交涉發現弔詭處：愛協在這些涉嫌虐待事件裏「三不做」。今天，香港作家、動物維權者張婉雯，為讀者分析愛協的前世今生……

「民間團體」這個名字，像一道光環，彷彿象徵了民意； 「民間團體」說的話，大抵就是真實的、公道的，像街坊街里的言談般親切貼心。而又由於是「團體」，總是結合了力量，能做些普通人做不到（或自以為做不到）的事； 「民間團體」好像一道天橋，通於高處，輸送普遍的道德價值、能力範圍內的關愛，和最大多數人接受的意見。

這就是「民間團體」予人的印象；這個「印象」有時會成為一道「幌子」，讓一般人以為「民間團體」就是「為民請命」，而忽略了其由官方主導的背景。「看上去是自己人」是殖民政府的最佳管治手段，這種手段尤其適合為生計而營營役役，樂於由「代議士」替代自己發言的香港人。

SPCA 簡史

這種不那麼「民間」的「民間團體」可能是香港獨有產物。早在19 世紀英國殖民初期，香港華人的生活條件差，教育水平低、沒錢沒權利享用公共醫療福利，這些問題都是令社會不安動盪的隱憂；與此同時，華人商人崛起，他們發迹後自然希望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與權力；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又急着等「本地人」出面解決涉及價值觀衝突或可能引來爭議的問題。雙方一拍即合，造就了不少「民間團體」，曾幾何時，這些「團體」等同是「高級華人俱樂部」，成員一方面為當時華人謀福祉，另一方面也成為殖民政府「以華制華」的手段，藉此換取社會地位與名望。這些「民間團體」的工作以慈惠為主，亦有向殖民政府反映社區情況及爭取權益之功能；但它們由誕生的一刻始，便不可能對政府提出過份批判的意見。

今時今日，民間團體多如天上繁星，香港亦因此成為一個多元意見的社會。而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管治，自然會在眾多「民間團體」中，選一些成拉攏的對象，好制衡另一些較反叛，較另類的聲音。不同的團體、組織之間互相牽制，仍是港府極力維持的局面。假借「民間團體」的公信力、權威，可令政府的行政更為圓滑順暢。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終於明白何以警方與漁護署死抱着「動物守護計劃」不放；因為計劃的第三個組成者── 「民間團體」愛護動物協會──正是計劃的最佳擋箭牌。

讓我們進一步拆解愛協的背景。這家百年老店應該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動物福利機構：愛協成立於1903年，於1921 年重組，由時任港督司徒拔任會長及贊助人；1923 年獲何東夫人捐款成立「狗兒之家」；1953年及1964 年分別於皇后大道中與夏愨道成立辦公室與動物診所； 1978 年易名為「皇家香港防止虐畜會」……簡單來說，在港英時期，愛協的前身「防止虐畜會」就是一個殖民政府與上流社會大力支持的「民間團體」；她的會長是港督或港督夫人，她的地址位於港島中心，她得到「皇家」的冠冕與富豪的資金。

誰是SPCA 贊助人

愛協的特殊地位於香港回歸後並沒有太大變化。時至今日，每一屆的特首夫人都會自動成為其贊助人（現任贊助人為梁振英太太梁唐青儀）。愛協的信託人與執行委員會成員華洋雜處，比例幾乎是各佔一半。現任執行總監麥履善亦是洋人。而每年批出大額資助的「何東慈善基金」，須由政府部門提名申請；在這張尊貴的獲資助名單上，正有由漁護署提名的愛護動物協會。

悠久的歷史，政府的青睞，使愛協成為手握最多資源、財力最豐、聲望最隆的動物福利組織。凡與動物有關的案件必有愛協介入；消防員救獲的動物也例必送往愛協。市民遇見受傷弱小也會找愛協，以為這樣就能救回一條性命。

隨着近年市民對動物權益愈來愈關注，社會上愈來愈多不同的動物團體成立，對政府的動物政策也愈來愈多不滿。愛護動物人士開始以抗爭形式，爭取改善動物處境。而警方或漁護署在回覆市民意見時，都愛引用愛協意支持官方看法。至於愛協如何回應官方的垂青？2010 年7 月天水圍捕狗事件中，漁護署人員涉嫌在捕捉流浪狗時虐待狗隻，當時愛協仍維持其一貫「護主」立場，認同漁護署員工的做法可以接受。有市民質疑愛協的講法，愛協很坦白地承認機構有「三不做」：
一、不能公開批判政府。
二、不容許發動上街。
三、不許透過政治手段達到目的。

本來，一個民間團體選擇以「慈惠」而非「抗爭」作定位，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愛協又不甘於、也不可能只成為一個慈善機構，因為她必須為她的社會地位付出代價。

「動物守護計劃」的出現，正好進一步說明「警方、漁護、愛協」這個「官民鐵三角」是如何運作的「動物守護計劃」是上述三個部門、機構組成的跨部門計劃，旨在打擊虐待動物案件；但計劃生效以來，虐待動物的案件並未減少，報章、網上所刊載的消息，遠比「計劃」所公布的多。因此，每當傳媒提到「動物警察」，愛協就會搬出旗下的「動物督察」，並謂「動物督察」幾乎等如「動物警察」的功能。SPCA 有何檢控準則？

那就讓我們看看「動物督察」與「動物警察」的分別。根據愛協的官方網站資料， 「動物督察」的職責包括： 「通過熱線、電郵、信件等不同媒介，督察們平均每年處理800 宗投訴個案，其中約有40 宗個案是需要提出檢控的，佔全年個案的百分之五。」還有就是「督察們會對投訴個案作出調查，並對實際情況加以評估而決定對有關人士提出勸喻、警告或法律行動，調查會以改善動物的福利為主，並配合後續跟進以確保情況得以改善」。

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可看到兩個問題：一，愛協接到的800 個投訴中，撇除受理的40 個，餘下的到底哪裏去了呢？近日多宗個案，都反映了愛協在「動物守護計劃」中不無。這幾宗案都涉及主人虐待或嚴重疏忽照顧動物，導致一犬死亡，一貓嚴重受傷，一狗被遺棄，可是愛協都判斷三宗毋須報警。1 月有傳媒報道，愛協的發言人指，不會勉強去檢控，要看看「客觀證據」足夠否。Philip（狗隻名字）主人當天求醫，Philip 終也不治，在整個調查顯示，主人沒有傷害牠的動機，不屬虐畜。至於甜甜（貓隻名字）主人用頸箍令牠致傷，也有求診，愛協教了主人如何用頸箍，又考慮了該主人是照顧牠的最佳選擇。至於將軍澳唐狗案（按：指狗主因家有嬰兒而把狗隻遺棄），狗隻身處的地點有「瓦遮頭」、水和食物不缺，並不屬虐畜。

被消失的罪行

這不禁令人懷疑：是否有為數不少的刑事罪行，都在愛協的一關已「被消失」？愛協是否具警方權責，可以自行判斷何謂刑事罪行？這除了「整靚數字」外，還有沒有其他合理解釋？

二，愛協經常以「修改法例更實際」作為迴避「動物警察」議題的藉口。的確，現行法例過於寬鬆，只能處理案件於動物受傷亡後，未能止虐待於事發前，所以愛協的「督察」在「事前」只能「勸喻」： 「很多時都會遇到一些情況，雖然其條件未能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或某程度上已涉及虐畜，但基於現時法例所限，遺憾地未能視之為違反法律而提出檢控。在這個情況下督察們只可以透過勸喻和教育去改善」（見愛協網站）。但即或法例改善了，愛協的督察亦只能止於「勸喻警告教育」。原因很簡單：香港只有一支警隊。市民或民間團體要做的，不是「執法者」，而是「執法者的監察者」。「動物督察」永遠不能取代「動物警察」，因為愛協不能取代警方。「動物守護計劃」也不能取代法律、執法、司法。

單單看「動物警察」一個議題，實在無法解釋愛協何以三番四次為官方背書；難道她不知道民心取向嗎？難道她不怕被會員、市民杯葛嗎？當我們把事情放在歷史的脈絡裏，才發現： 「民間團體」或許只是「官方喉舌」的另一個動聽說法；回歸後的香港政府，更是從來沒有放棄過殖民政府的管治模式。但到底我們要還甘於被殖民多久？回歸後，香港人的最大心願就是「維持現狀」， 「脫殖」從來不是我們關心的議題。但如果「維持現狀」包括犧牲整個社會對生命、對公義的持守，我們又是否依舊照單全收？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特首御准『皇家』香港愛護動物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