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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動物不是很美好嗎？這也有問題嗎？
王：你剛才說起網上的「泥漿摔角」，我便留意到不少動物權益者，偏向以情感說服人們要愛護動物，有些時候令人感覺借用宗教「大愛」的精神來論述。結果愈討論下去，又有些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同樣訴諸主觀感情加以反駁，譬如這些人會說「你」很喜歡某隻 / 某種動物，「我」未必喜歡啊（甚至討厭），人人的喜惡不同，憑甚麼要我必須同意你？於是我看到雙方沒完沒了地爭吵，你怎麼看？YM：請容許我慢慢說明這問題。人們如何看待動物確有主觀差異，正如我知道有些人很鍾愛狗，是因為他曾在險境之中被狗救過等個人經歷，自此深愛狗這種動物；又有些人被狗咬過，自此恐懼或憎恨所有狗。
的確，單憑這類個人感受不是說服其他人關注動物權益的理由，但既然我們說動物「權益」，便不是個人喜惡的問題，還涉及是非對錯的道德倫理問題，也是公共政策的問題，絕非個人喜惡的普通辯論。舉例來說，我不認為政府實施政策重點在於主觀價值，你無法理解一個政府硬性規定我們必須「孝順父母」，否則要罰款或入獄；又例如，不少先進國家不允許種族歧視，可是，假如美國現在說要立例「不准不喜歡黑人」，就是說你若喜歡白人，必須平等一致地喜歡黑人，這便很成問題了。我認為一旦涉及政策討論，真正重點在於如何「避免傷害」，即我們如何看待避免傷害動物，這同時涉及法律規範和價值問題。
王：看來我們說到重點，依你這樣說就麻煩了，我留意到「愛」和「動物」之間的聯繫，反而經常是動物權益者或團體向大眾傳播的重點。一些動物權益者，認為英國在2006年藉動物福利法（Animal Welfare Act 2006）取代舊有的動物保護法（Protection of Animals Act 1911）是極大的進步，非常值得鼓舞，部分人指出其中重要原因，是之前的條例過於消極被動，現在主動給予動物福利、權益、愛護等價值就好得多了。明顯，「愛護動物」四字更得他們歡心，並且常常流露眾生平等和大愛關懷的情操，那麼，這跟你說「避免傷害」的重點看來愈走愈遠，你認為這種宗教情操般的「愛」，會否有過火之嫌？
YM：或許這樣說，我並不太建議用「愛護動物」這類字眼，思考的方向確實有所不同，談論法例與權益無法要求別人如何去愛，愛到甚麼程度，還是循避免傷害和虐待的方向明確得多。不過，換個角度，我對不少民間動物團體或多或少強調「『愛』護動物」，依然較為體諒。
香港作為如此人口密集的先進城市，發展急速，社區變化頻仍，普遍香港人相對於這個政府，也大感無力影響公共政策，而我們無可避免跟一些動物共同在社區生活，站在動物的角度，牠們更陷於被動，任由人或政府主宰牠們的生活環境，而香港政府對動物政策沒有完備的思考、完整的配套，一旦為了經濟和商業發展，不論大自然與動物，似乎任何犧牲都「沒有所謂」，令人有感大自然與動物彷彿是城市化的阻礙，甚至消滅牠們也可以。
於是，在這前提之下，在充滿壓力的香港社會，壓迫愈大、反彈愈大，民間動物權益者目睹人對動物如此壓迫與傷害，便不自覺用了另一種極端方式回應，形成情緒反彈。於是，一邊造成打壓，另一邊鼓吹更高更大的情感信念，意圖感召更多人進行抵抗。可是，在爭取更多人關注動物權益的時候，無論那一方也做不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相忘於江湖」的態度，最終變成意氣之爭。
Hal Herzog：聯邦調查局（FBI）官方發言人曾表示，極端的動物權益行動主義者，已經成為美國⋯⋯⋯
有個相似的事例，有助說明極端態度帶來的問題，我曾在社交網絡的素食群組裡，看到有些新加入的成員，原本很快樂地分享嘗試素食的感受，怎料，惹來一些「素食老手」批評他們，大概從配料的成分、煮法等各方面，指出做法不夠嚴格、不夠純粹，太多不妥當之處，結果罵戰連連，令初嘗素食的新成員反感和失望，寧願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再嘗試素食了。其實人們看待動物和素食的問題也很類似，我們應該樂見愈來愈多人重視動物權益或素食，每人盡量參與，當中可以有很多不同方式和程度，假設自己做得很好，並非偽善，也不應該把價值觀和做法抬上極高標準，別人符合不到那個程度就指斥是錯誤、就是在做壞事，於是猛烈抨擊，這樣只會對改善問題毫無幫助。回到我之前說過的，最遺憾看來是溝通方式出問題，根本大家原初用意是好的，只是過程中無法互相了解和體諒對方。人們不顧動物權益我們固然不樂見，不過，又正如你所指，若在討論過程中，把重視動物權益視為宗教正邪對碰，勢不兩立，這也大有問題。
YM的說話，也令我想起哈爾書中，述及美國部分捍衛動物權益者變得非常極端：
「我們對待其他物種的態度正經歷轉變期，不管是醫療實驗動物或人類僅因口腹之慾而殺生等議題，都引起日趨極端的爭辯；究竟動物是否該擁有與人類同等的道德地位，爭議愈演愈烈，以至於聯邦調查局（FBI）官方發言人曾表示，極端的動物權益行動主義者，已經成為美國本土最危險的恐怖分子。」（已勘誤原文）當然，香港的情況跟美國有不少差異，人們主要在網上爭論動物議題，一般糾纏在「相信」哪種價值觀絕對正確，很少回歸兩個實實在在的基礎：1）認識和比較各種動物，再嘗試作出價值思辨；2）分析動物政策的實際影響。這裡先談後者。
不建議使用「零繁殖」等字眼，要反對的應是「商業繁殖」
回到香港有關動物的具體政策，去年立法會會期通過監管住家繁殖條例，今年3月正式實施，當我問及YM如何看「零繁殖」的社會爭議，她也對這些字眼抱持一貫敏銳。她說「零繁殖」只會有利一些人玩弄字詞，似乎說有些動物團體希望動物絕種一樣，在地球上消失；其實，更合理的說法應是「反對商業繁殖」。如果我舉繁殖一定數量的熊貓作為事例或許容易明白，只是一提熊貓，有機會因為中港政治爭議轉移了視線，當中的意思是，我們大概不會反對以「保育」為理由，容許繁殖一定數量的瀕臨絕種動物，是以若說「零繁殖」恐懼會變成文字遊戲般的爭論。然而，商業繁殖便不是同一回事了，一旦涉及牟利，根本難以確保動物權益，以前已有太多事例告訴我們，住家繁殖長期令動物生活在狹窄且污糟的環境之下。這時候我嘗試質疑YM，希望能更貼近問題的本質，所以追問：「假設」能做到完善的領牌和監管制度，又如何？她表示依然不能接受，因為販賣動物相當於視這些生命為商品，正如也不能接受把人體器官作為商品一樣交易買賣，生命跟死物始終不同。另外，她認為城市人大可收養若干流浪動物，但是，這不表示不容許社區有任何流浪動物出現，好像務求把流浪動物全數收養為止，反之，更重要應該是政府掌握不同地區物種、動物數量和環境，人們適合收養的自然收養，在確切的數據底下，平日「捕捉、絕育、放回」的做法才可以妥善平衡，未至於一區有很多流浪動物，另一區幾乎沒有；動物也不一定要住家生活，只要環境適合，在社區或大自然生活亦無不可。
就此，YM提及有段日子，民間動保團體傳過一篇名為 〈德國街頭為什麼很少看到流浪狗？〉的文章，可是，她認為不必把焦點放大至「零流浪動物」的想像，一方面，沒有強烈的理據說服我們，為何動物「必然」不可以在外邊流浪生活，另一方面，歸根究柢是我們無法準確衡量動物的喜惡，只要公共政策盡量確保牠們免受不必要的傷害則可。而且，她認為德國更可貴在於令商業繁殖無利可圖，同時又會援助主人，如失業救濟金也惠及狗主所需費用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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