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B11 觀點 |2255 字 |2023-08-08
文：林緻茵
7月誤闖香港水域的布氏鯨引起了全城關注。鯨魚留港兩周後不幸殞歿，社會除了要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之外，我們在政治、政策層面上，還汲取了哪些教訓？ 2019 年後，香港的社會撕裂未平，惟這次公眾對於事件的觀點，以及得知鯨魚離世後所表達的情緒，卻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不同政治取向和背景的人，甚至是不同立場的媒體，都毫無懸念地對鯨魚被滋擾（甚至有可能因人為因素死亡），而感到悲憤。
這正好說明了一點：在這件事上，假如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和把握「民情」，做公認的「好事」，肯定能記上一功。
可惜，布氏鯨的死已經無法逆轉。同樣，政府在這件事上所錯失的「民意」和「民情」，也難以追回。當局在事後提了4項「護鯨」政策以作補救，但我們要從事件中學到的，應遠遠不止這些。
政府與專家及民間組織 應如何協作
政府並非全知全能，在施政過程中，它往往也需要專家以專業角度提供意見；官員的角色，則是在聽取專家意見後作政治判斷。過去3年疫情期間，政府能否有效與專家協作解決問題，不時引起議論。專家應該要私下向政府建言，還是應該公開表達不同意見，讓市民自行分析當中的利弊？假如專家對同一件事持不同意見，官員應該根據怎樣的準則作決定？
鯨魚留港的時間，比起3年的疫情短暫，惟其間政府與專家及民間組織的互動，卻看似有不少矛盾。在「護鯨」一事上，有關當局正式諮詢了哪些專家和組織的意見？當局表示曾諮詢過內地專家、本地保育團體和海外相關專家的意見，但近日卻有媒體引述團體稱，沒有聽聞身邊任何民間組織被正式諮詢。如果雙方的協作是有效，這種「羅生門」式的爭議理論上不會出現。
假如當局重視專家和組織的意見，那麼在這類突發議題上，官員有什麼機制和渠道諮詢相關持份者？海豚保育學會指，學會當時只能向漁護署相熟前線員工提議設立禁船區。公眾雖然暫時不清楚當中內情，但假如組織只能靠部門前線員工反映意見，這種非正式渠道，如何確保下情能夠上達？前線員工的意見又是否能夠影響政府決策？
環境及生態局長謝展寰事後透露，專家之間對如何協助護鯨有不同意見；他們唯一的共識就是按兵不動，觀察情况後再打算。就應否把鯨魚引導到其他地方、鯨魚傷勢和習性等問題，專家意見的確重要；但關於部門是否有執法權力、能援引哪些條例、海域中船舶的活動和航線，以至政府介入的選項等問題，相信官員會比專家更清楚。
鯨魚意外逝世之後，一方面有組織批評政府反應太慢；另一方面，當局指專家在這件事上沒有足夠的知識（「唔係好懂」）。環保是一個相當依靠政府、專家和民間協作的政策範疇，以鳥類生態為例，民間組織自發蒐集的數據，往往是協助政府做判斷的重要基礎之一。日後，政府仍然需要專家和民間的意見，但這些持份者是否願意繼續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則視乎當局有否尊重和聆聽他們的聲音，作有效溝通。
公眾疑問：是不夠重視，還是沒有空間做事？
面對有聲音指政府在這次事件應變太慢，局方表示不同意，亦強調多個部門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既然如此，為何有關當局仍予人一種「未有盡力」的感覺？
近年，政府的存在感非常強，對於它所重視的議題，表現出很高的行動力，亦只會做多，不會做少。例如，在簡約公屋這類標誌性的項目上，政府最重視的並非成本效益，而是項目背後的道德和社會價值。當政府着緊一個議題，它就會表現出非一般的管治意志。
對比之下，有關當局在護鯨一事上就顯得十分被動。鯨魚在港出現的首個星期，社交媒體已流傳有人近距離圍觀的照片；惟政府較有力的行動和呼籲，包括援引《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警告觀鯨的公眾，卻是集中在發現鯨魚受傷之後。除了強烈呼籲外，也未見有任何針對觀光船的執法行動。而實際影響鯨魚的因素，亦不會只有觀光船。
這種有限度的回應，是出於當局不夠重視，還是真的沒有「做多一步」的空間？本屆政府「以結果為目標」，固然有其好處；但凡事有兩面，過分看重「結果」，就自然會令公眾把視線集中於「結果」。在結果為本的思路下，部門做了再多的工作護鯨都好，最終的結果卻仍然令公眾感到悲傷和失望。
政府是否願意回應社會的價值觀？
事件所呈現的主流民意和價值觀，簡單來說，就是對「後物質」價值的重視。對不負責任的觀鯨行為，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各種批評，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壓力，彷彿實際上阻止觀鯨行為的，是民間壓力，多於政府呼籲（至少曾經出海觀鯨的人，已無法再公開展示打卡照片）。
筆者在大學授課時，偶然會與學生討論他們關注的議題，當中「動物保護」議題往往能夠引起青年人共鳴。青年人並非不在意「買樓」和「就業」，但這些物質價值以外，他們對於多元的公共議題和小眾利益，也表現出同等關懷，希望香港社會變得更人性化。不過他們也觀察到一點：這類型議題要進入體制、要得到重視的難度比起以往高，因議會的光譜收窄了（事實上在布氏鯨一事中，曾公開表示關注的議員，只有寥寥幾人）。
在施政理念的層次而言，本屆政府主打「拼經濟、拼發展」；政府的宣傳中，「保育」並不是一個突出議題，涉及「動物保護」的就更少。本年施政報告的諮詢工作已展開，假如政府承認在護鯨一事上「有好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又假如政府能從這件事中意識到主流民意背後的價值觀，相信它總會找到一些吸納民意、主動調整政策的空間。例如，對於在市區出沒但未有對人構成威脅的野豬，是否只能「人道處理」？對超速追蹤中華白海豚的觀光船，應否有更嚴厲應對措施？如何確實降低大型填海項目對生態的威脅？
從管治角度來看，「動物保護」也許沒有「社會穩定」和「發展」般重要，但卻能夠讓政府與民間找到共同的語言。當政府願意呼應市民所想，它在推動其他議題的時候，才能事半功倍。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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