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

法律101|香港狗主有何法律責任?

 2020.08.29 09:41

https://thewitnesshk.com/%E6%B3%95%E5%BE%8B101-%E9%A6%99%E6%B8%AF%E7%8B%97%E4%B8%BB%E6%9C%89%E4%BD%95%E6%B3%95%E5%BE%8B%E8%B2%AC%E4%BB%BB/?utm_source=fb&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none&fbclid=IwY2xjawT_9PxwZG9mBWV4dG4DYWVtAjEwAGJyaWQRMXRiRmRUUDFMTVZkMDVhWm1zcnRjBmFwcF9pZBAyMjIwMzkxNzg4MjAwODkyAAEev6SlluJYwhd9gkMMG2SEDZwa-cPLfGhQiE6AAlys6pIplUCBSX50Own0h8U_aem_LSa8ID01mVjotjSng_66Fw

政府早前修例,容許狗隻可進入獲批准的食肆。正當修例進一步邁向「人寵共融」之際,近日接連發生了兩宗狗隻攻擊人或其他狗隻的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香港現行法律,對狗隻行為有何規管?狗主若未有妥善控制狗隻,可能面對甚麼法律責任?若因自衛而攻擊狗隻,又須否負刑責?今期「法律 101」,為大家介紹相關法律及案例。

主要罪行及罰則

香港現行條例主要規管狗隻在公眾地方出現咬人的法律後果,包括:

  • 《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
  • 《危險狗隻規例》(第 167D 章)

參考英國現行法律,相關罪行範圍較廣,除訂明狗隻在不同地方的管制措施外,若狗隻失控咬死人,狗主亦可能被控放任危險犬隻失控致死罪,甚至誤殺罪,最高刑罰分別為監禁 14 年及終身監禁。

《狂犬病條例》:規管所有狗隻

《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適用於所有狗隻,不限於大型犬隻。

  1. 狗隻到公眾地方或附近須牽繩

根據《狂犬病條例》第 23(1) 條,狗隻不能在沒有以狗帶牽引,或沒有以其他方式控制下,出現在以下地方:

  • 公眾地方;或
  • 其他地方,而狗隻如沒以狗帶等方式控制,會遊蕩至公眾地方

除非狗主能證明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違例,否則最高可被罰款 1 萬元。

何謂「公眾地方」?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將「公眾地方」定義為公眾可隨時進入,或可於開放時間進入的地方,包括碼頭、街道、里、巷、坊、通道、小徑等,不論屬政府或私人財產。

因此,只要該地方可供公眾暫時進入,即使屬私人財產,亦可被視為「公眾地方」。

  1. 須防止狗隻失控咬人

根據《條例》第 25 條,若狗隻在違反第 23 條下咬傷飼主以外的人,狗主即屬犯法。

除非狗主能證明,他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狗隻咬人,或狗隻是受對方蓄意激怒下咬人,否則最高可被罰款 1 萬元。

  1. 狗隻咬人後須通報及隔離

根據《條例》第 24 條,任何動物(包括狗隻)咬人後,飼主必須盡快通知警署,並穩妥扣留該動物、與其他動物隔離。違者最高可罰款 1 萬元。

條例亦訂明,任何違反第 23 條或曾咬人的狗隻,可被特准人員捕捉、扣留甚至毀滅。

上傳進度:已上傳 1074512 個位元組 (共 1074512 個位元組)。
《危險狗隻規例》:規管格鬥、大型及危險狗隻

《危險狗隻規例》(第 167D 章)主要規管格鬥狗隻、大型狗隻及危險狗隻。狗主如違反規定,除罰款亦可被判監。

格鬥狗隻

根據《規例》第 7 及 8 條,格鬥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時,必須穩妥戴上防咬口套,或以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牽引,配戴頸圈及植入識別器物,否則狗主最高可被罰款 2.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大型狗隻

根據《規例》第 9 條,大型狗隻(即超過 20 公斤或以上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時,必須以不超過 2 米的狗帶牽引,或以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縛在固定物體上。如違例,狗主最高可被罰款 2.5 萬元及監禁 3 個月。

以上規定不適用於《郊野公園條例》所指的郊野公園或特別地方內,或正在海中游泳的大型狗隻。

危險狗隻

若狗隻曾出現以下情況,裁判官可將其列為危險狗隻:

  • 在沒被激怒情況下,咬噬或襲擊人或受飼養動物,導致其死亡或重傷
  • 多次在沒被激怒下襲擊他人,或令人害怕受襲

根據《規例》第 12 及 13 條,危險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時,須穩妥戴上防咬口套,或以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牽引,配戴頸圈及植入識別器物,否則狗主最高可被罰款 2.5 萬元及監禁 3 個月。

狗隻在寵物公園可放繩嗎?

現時多處設有寵物公園,不少場地均容許狗主「放繩」奔跑。不過,場地規定不能凌駕法例。

換句話說,如屬格鬥狗隻、大型狗隻及危險狗隻,即使進入寵物公園,仍須按法例以狗帶、口套等方式管制。其他狗隻即使可以放繩,狗主亦須確保能有效看管狗隻。

張雅雯案(2023 年),狗主原被裁定未有防止狗隻咬人,後來上訴得直。案發於狗公園內,上訴人與男友帶兩隻狗到狗公園,涉案狗隻原在大犬區玩耍,受襲狗隻則於小犬區內。

案發時,上訴人帶了另一隻狗離開,男友其後亦離開大犬區尋找上訴人取回狗帶,將涉案狗隻獨留在大犬區。期間有人打開小犬區閘口,涉案狗隻衝入小犬區,攻擊一隻小狗及其主人。

上訴庭認為,上訴人與男友共同飼養涉案狗隻;案發時涉案狗隻實際由男友看管,而上訴人已離開狗公園,因此不應因男友的錯失而負上刑責。

判詞指,如狗主將狗隻交由有能力看管的人照顧,例如家傭,一般毋須為對方的不當行為負責;但若交由一名無法恰當看管該狗隻的人,例如年幼小童,狗隻其後咬傷他人,狗主則可能須負責任。

上訴庭亦關注到狗公園的設計,指狗公園本身容許狗隻自由走動;若看管人在場,狗隻只是趁有人開閘時突然衝入另一區域,看管人未必要負責。但上訴庭強調,狗主仍須看管狗隻;若案中男友是被告,他將狗隻獨留狗公園的做法,屬非常不當。

因此,即使寵物公園容許放繩,狗主仍須視乎狗隻品種、體型、現場環境及自身控制能力,判斷放繩後能否有效看管狗隻,並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意外發生。

若狗隻從家中逃走,狗主要負刑責嗎?

若狗主能證明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狗隻逃走或咬人,可免除法律責任。不過,是否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須按實際環境判斷。

梁煥章案(1999 年),上訴人離港前,將兩頭狼狗留在家中花園,沒綁起,但已鎖好大門及鐵閘。其後兩狗被發現在馬路遊蕩,鐵閘亦有被破壞痕跡。上訴庭認為,飼養狗隻其中一個主要目的為保護家園,若狗隻在花園被綁緊,可能與目的相違背。當花園有門欄或鐵閘阻隔,已屬合理措施,防止狗隻在公眾地方出現。狗主亦毋須預計有人會故意破壞門欄,令狗隻逃走。因此,上訴人上訴得直。

但在陳偉強案(2013 年),上訴人家中正裝修,有多名工人出入。上訴人離家時僅口頭要求工人看管狗隻,其後狗隻離家到公眾地方遊蕩。上訴庭則認為,狗主單靠口頭指示,依賴持續進出單位的裝修工人看管狗隻,不足以構成合理措施

由此可見,狗主須否負刑責,也取決於飼養環境及其防範措施是否合理。

我或寵物被狗攻擊,反擊自衛會有刑責嗎?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禁止殘酷對待動物,包括毆打、踢打、過度驅趕等,違者可被判罰款或監禁。

馮志凱案(2019 年),被告為康復院院友,與另一院友被安排照顧一隻由志願機構送贈康復院飼養的唐狗。被告與院友照顧唐狗時,用手打及腳踢狗隻,又用繩索綑綁其頸項,將牠拋下斜坡,再向牠射水兩至三分鐘,導致唐狗失去知覺。被告辯稱,為唐狗洗澡時被咬手,他只是用繩索控制而非虐待牠。但裁判官認為,即使狗隻曾咬人,被告亦不至於用案情顯示的手法對待牠,裁定虐畜罪成。

陳觀興案(2022 年),被告指有 3 隻狗進入居所咬死雞隻,並撲上前想咬他。他稱為自保,隨手拿起鐵棍趕走狗隻。裁判官則認為,被告進入雞籠時,狗隻沒主動攻擊被告,認為被告是出於宣洩怒氣,或報復雞隻被咬死而使用暴力,屬不必要及殘酷,裁定虐畜罪成。

就上述案例來看,自衛不能成為逃避刑事責任的「免死金牌」,即使人或寵物受狗隻攻擊,反應仍須屬必要及合理性。

民事責任?


民事法下有一項「明知故犯原則」(scienter rule)。若飼主知道,或應該知道其動物有某種傾向會作出有害行為,而該傾向非同類動物一般共有,飼主便須為動物造成的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此原則令飼主負上嚴格法律責任(strict liability)。換言之,受害人毋須證明飼主有疏忽,只須證明飼主知道或應已知道,該動物曾有足以顯示其頑劣傾向的行為,飼主便可能須為動物造成的傷害負責。

此外,受害人亦可就人身傷亡提出民事申索,要求狗主賠償相關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日後治療開支、心理或外觀治療費用,以及因襲擊造成的疼痛、痛苦及喪失生活便利等賠償。

慈雲山男子報案稱童黨燒死蛇 警到場發現蛇屍無燒過 證實誤會

2026-08-29 23:47

原文連結在此 :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60384925/%E6%85%88%E9%9B%B2%E5%B1%B1%E7%94%B7%E5%AD%90%E5%A0%B1%E6%A1%88%E7%A8%B1%E7%AB%A5%E9%BB%A8%E7%87%92%E6%AD%BB%E8%9B%87-%E8%AD%A6%E5%88%B0%E5%A0%B4%E7%99%BC%E7%8F%BE%E8%9B%87%E5%B1%8D%E7%84%A1%E7%87%92%E9%81%8E-%E8%AD%89%E5%AF%A6%E8%AA%A4%E6%9C%83

慈雲山發生動物受虐燒死疑雲。今日(本周六/8月29日)晚上10時許,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稱,見到一班非華裔兒童在慈雲山邨中央遊樂場足球場懷疑燒蛇,對方一行人自行撲熄火勢,隨後離開,該條蛇當場死亡。

但警員接報到場,只是發現一條死蛇,沒有被燒過的痕跡,同時傳出腐屍氣味。警員經調查後,相信該條蛇在現場死去一段時間,懷疑有一班兒童見到蛇屍,將之踢來踢去,其間他們懷疑玩過附近滅火筒,所以引來誤會。

就現場所見,上址搭有棚架,相信搭建盂蘭勝會「神功大戲」舞台,所以現場放有滅火筒。

警員接報到場,只是發現一條死蛇,沒有被燒過的痕跡,同時傳出腐屍味。(李家傑攝)

上址搭有棚架,相信搭建盂蘭勝會「神功大戲」舞台,所以現場設有滅火筒,懷疑曾經被人當作玩具。(李家傑攝)

警方到場調查。(李家傑攝)

美孚新邨貓咪墮樓不治 疑男貓主無關好窗釀禍

2026-08-29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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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發生貓咪墮斃慘劇。今日(29日)傍晚5時28分,警方接獲報案,指蘭秀道5號美孚新邨有貓懷疑由高處墮下死亡。人員到場調查,初步懷疑男貓主未有關妥窗戶致悲劇發生。案件列作「動物屍體發現」跟進,貓隻遺體由主人拾走處理。

有目擊事件的街坊於Facebook發帖,指貓咪落地後仍有微微掙扎,惜未幾便離世「去左(咗)彩虹橋」;又指曾向附近寵物醫院求助,惟醫生彼時正外出應診。另有街坊留言指,事後貓主抱着一名男童落樓,對方稱回家後發現無關窗花,貓隻不知所終。該街坊發布的相片可見,貓屍事後被轉移至黑色膠袋,並被置於紙箱中。

美孚新邨有貓懷疑由高處墮下平台不治。(Mei Foo 美孚 / Maggie Choi)
美孚新邨有貓懷疑由高處墮下平台不治;貓屍隨後被轉移至黑色膠袋,並被置於紙箱中。(Mei Foo 美孚 / Shawn Tung)

車Cam直擊|小狗突然衝出馬路遭私家車輾過 倒卧路中奄奄一息

2026-08-29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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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流傳長一段30秒的車Cam片段,顯示今日(8月29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一輛黑色私家車正沿道路行駛,在駛至一處微彎路段時,左邊行人路突有一隻小狗快速衝出馬路。黑色私家車收掣不及,直接輾過小狗。小狗被撞後倒卧在路上,全身癱軟,奄奄一息。而涉事私家車駛前約50米後停在路邊,片段就此完結。

一輛黑色私家車正沿道路行駛,在駛至一處微彎路段時,左邊行人路突有一隻小狗快速衝出馬路。

片段上傳者留言說:「隻狗仔好慘。」影片發布後引來網民關注,有人留言指涉事司機應該沒有留意到小狗突然衝出來,而且事後亦有依例停車。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車輛司機如引致動物,包括貓、狗等在交通意外中受傷,必須即時停車。司機須向任何警務人員或任何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人,提供包括姓名及地址的個人資料,否則須於不遲於意外發生後24小時報警。

若司機在意外發生後沒有停車,可處罰款1萬元和監禁12個月;而沒有提供個人資料並沒有在意外發生後盡快及不遲於24小時內報警,則可處罰款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馬鞍山錦英苑水池遭投大量洗衣球 一魚亡多隻龜灼傷 42歲男被捕

2026-08-29 20:52

原文連結在此 :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60384808/%E9%A6%AC%E9%9E%8D%E5%B1%B1%E9%8C%A6%E8%8B%B1%E8%8B%91%E6%B0%B4%E6%B1%A0%E9%81%AD%E6%8A%95%E5%A4%A7%E9%87%8F%E6%B4%97%E8%A1%A3%E7%90%83-%E4%B8%80%E9%AD%9A%E4%BA%A1%E5%A4%9A%E9%9A%BB%E9%BE%9C%E7%81%BC%E5%82%B7-42%E6%AD%B2%E7%94%B7%E8%A2%AB%E6%8D%95

馬鞍山錦英苑第二期周三(26日)發現有人將大量化學洗衣球扔進屋苑水池,導致整個水池起泡,多隻龜被化學物質灼傷,以及一條魚死亡。救援動物組織「龜途」在社交平台公開事件,批評兇徒此舉是「謀殺」水池中的生物。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接手調查後,於昨日(28日)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拘捕一名42歲男子,他現正被扣留調查。

救援動物組織「龜途」在社交平台公開事件,指有人投入大量化學洗衣球扔進屋苑水池,導致整個池起泡,多隻龜被化學物質灼傷,以及一條魚死亡。(龜途 The Turtle's Inn 影片截圖)

「龜途」到場檢查龜隻情況時,發現有龜隻被番梘水弄到整隻眼變白,「龜途」遂帶走受影響龜隻。「龜途」稱讚管理處反應迅速,除了即時報警,亦立即將水池內的龜隻撈起,並徹底進行清洗水池。

「龜途」到場檢查龜隻情況時,發現有龜隻被番梘水弄到整隻眼變白。(龜途 The Turtle's Inn 影片截圖)

「龜途」提到,涉事水池為水景式的設施,本來的設計不是用作養龜,是因為有棄養才會變成「龜池」,他們提供提議予管理處能更好地管理涉事水池。

「龜途」斥兇徒:「其實你咁做,同謀殺咗成個龜池嘅龜龜無分別,呢啲虐待動物嘅行為係唔啱!」又呼籲目擊事件街坊提供證據。

救援動物組織「龜途」在社交平台公開事件,批評兇徒此舉是「謀殺」水池中的生物。(龜途 The Turtle's Inn 影片截圖)

警方回覆查詢指,周三(8月26日)上午接獲馬鞍山錦英路一屋苑保安報案,指巡經屋苑內一個養有龜隻的水池時,發現水質異常並有大量泡沫。報案人隨即將池內的龜隻移走,並全面清洗水池。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表手調查,人員於昨日(28日)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拘捕一名42歲男子,他現正被扣留調查。

漁護署為「格鬥狗隻」比特鬥牛㹴定義「加料」 突加美國斯塔福郡㹴、及美國惡霸犬為「常見品種」

Aug 29 , 2026

原文連結在此 : https://hkanimalpost.com/2026/08/29/08294-2/

就近日漁護署將多隻狗狗定為「格鬥狗隻」,包括將史丹福鬥牛㹴「包包」和美國史丹福㹴「Baku」視為格鬥狗隻比特鬥牛㹴,漁護署回覆本報查詢時,於比特鬥牛㹴的品種定義「加料」,加上「常見品種包括美國比特鬥牛㹴、美國斯塔福郡㹴、及美國惡霸犬」,將多種被視為獨立品種的狗狗,都變成比特鬥牛㹴混種。惟該定義並沒記載於《危險狗隻規例》,而修改規例需由政府以附屬法例形式向立法會提出修訂方生效。

狗狗Baku昨日被指為格鬥狗隻而被漁護署上門帶走扣押,漁護署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懷疑有人非法飼養格鬥狗隻,並在公眾地方未有按法例要求管束一隻懷疑格鬥狗隻。漁護署人員於 8月28日與涉事狗隻畜養人會面,發現該名市民管有一隻懷疑屬格鬥狗隻品種的犬隻。經署方獸醫師鑑定,該狗隻種類為比特鬥牛㹴混種,為格鬥狗隻。由於畜養人未能出示有效的格鬥狗隻牌照,漁護署人員隨即將該狗隻帶返該署動物管理中心作進一步調查。該署現正就有關個案進行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涉及違法,會依法提出檢控。

漁護署又表示,為保障公眾安全,該署獸醫師會為狗隻進行觀察和性情評估,並要求蓄養人學習如何管束和照顧危險狗隻後,才將狗隻交回畜養人。根據《危險狗隻規例》必須為格鬥狗隻佩戴指定頸圈,及在公眾地方穩妥地戴上足以防止其咬噬任何人的口套及用一條長度不超逾1.5米的狗帶穩妥地牽引。任何格鬥狗隻均必須由註冊獸醫進行絕育手術,而狗隻畜養人亦須持有由獸醫發出的有效絕育證明書。

不過,漁護署在對本報查詢的答覆中,首次披露比特鬥牛㹴的新定義。該署在昨日於其社交媒體講述格鬥狗隻事宜時,寫上四種格鬥狗隻包括「比特鬥牛㹴」、「日本土佐犬」、「阿根廷杜告狗」、「巴西非拉狗」及上述品種的任何混種。

然而,署方回覆本報時,卻寫上「比特鬥牛㹴 (常見品種包括美國比特鬥牛㹴、美國斯塔福郡㹴、及美國惡霸犬)」。而有關常見品種的論述,並沒有於《危險狗隻規例》的附表中列出。

一般而言,美國斯塔福郡㹴和美國惡霸犬在性情上遠較美國比特鬥牛㹴溫馴,在一些外國狗會中會被視為不同的獨立品種,但也有狗會將美國斯塔福郡㹴視為比特鬥牛㹴一種。

此外,規例另外規管的已知危險狗隻,則是指有未經挑釁就咬人或動物紀錄,經裁判官裁決才會成為危險狗隻。

法律不應用作歧視犬種的捷徑 (文:大律師/HKALPO創辦人Kim J McCoy (麥劍祺))

Aug 29 , 2026

原文連結在此 : https://hkanimalpost.com/2026/08/29/08292/

就狗狗Baku被漁護署人員指為格鬥狗隻並從家中帶走事件,HONG KONG ANIMAL LAW AND PROTECTION ORGANISATION創辦人兼大律師Kim J McCoy (麥劍祺)從法律程序角度撰寫文章。

原文:

此案引發了人們對漁農自然護理署行使權力方式的嚴重擔憂,更根本的是,對犬隻採取執法行動的依據究竟是證據,還是僅基於其外貌和針對他們的投訴。

首先必須明確指出的是,根據已報道的事實,Baku並非香港法律意義上的「已知危險狗」。沒有任何跡象表明Baku曾攻擊或傷害任何人,表現出攻擊性,或以其他方式對公眾構成危險。恰恰相反:他的主人描述說,這是一隻8歲的狗,沒有任何攻擊史,即使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將他關進籠子並帶離家,他也保持冷靜順從。

狗不會因為有人害怕他就變成危險犬,也不會因為鄰居投訴他而變成危險犬。

關於「格鬥狗隻」另有單獨的法律規定,但這反而更令人擔憂。據報道,Baku已登記為混種犬,其主人認為他是美國斯塔福德郡梗犬。然而,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工作人員到訪了Baku的住所,查看了他,拍攝了照片和視頻,卻認定他是比特犬,並立即將其帶走。

最令人不安的是,主人隨後被告知,獸醫要幾天後才能對Baku進行評估。

這似乎完全顛倒了正當程序。如果需要獸醫或其他專家評估來確定Baku是否符合格鬥狗隻的法定定義,那麼為什麼在評估完成之前就將其視為格鬥狗隻並予以拘留?

投訴只是一種指控,它並不能證明該指控屬實,更不應成為調查的最終結論。

漁農自然護理署肩負著調查真實投訴、維護公眾安全的重要職責。但這些職責必須公平、理性、專業地履行。將伴侶動物從家中帶走是一項重大的政府權力行使。不應僅僅因為一名官員認為某隻狗「看起來像」某個特定品種就採取這種行動,尤其是在該狗的現有記錄明顯表明其品種不同,且沒有危險行為記錄的情況下。

若漁農自然護理署認定Baku屬於法定格鬥狗隻定義中的比特犬,則應解釋其結論的客觀依據。採用了哪些標準?由誰做決定?做出決定的人具備哪些資格?Baku現有的登記和歷史記錄被賦予了多大的權重?為什麼在獸醫評估前就認為有必要拘留?(狗主)黎先生可以透過哪些程序對此分類提出異議?

這些都是透明度和程序公正的基本問題。

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目前的做法也可能助長錯誤的行為。在犬隻事件被廣泛報導後,民眾對犬隻的擔憂必然會增加。但執法機構必須以專業的態度和確鑿的證據來應對這種擔憂,而不是對未經證實的投訴做出過激反應。

否則,這套系統很容易被濫用。一個不喜歡或害怕某隻狗的鄰居可以投訴他是鬥犬,而狗主人可能突然發現漁農自然護理署的人員上門威脅要報警,並帶走一隻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家犬。

這絕對不能成為負責任的動物管理標準。

公共安全和動物福利並非相互衝突的目標。兩者都需要謹慎且基於證據的決策。危險狗隻當然應該受到適當的管控。但同樣,溫馴的家犬也不應該僅僅因為外表或有人對其品種提出指控就被扣押或貼上標籤。

如果Baku事件的報道屬實,那麼漁農自然護理署顯得反應過度且缺乏透明度。至少,漁農自然護理署應該立即對黎先生的狗隻進行一次合格的評估,並就任何擬議的分類提供清晰的法律和證據依據,如果該分類無法證實,則應立即歸還Baku。

法律應保護公眾免受真正危險犬隻的侵害,而不應被用作歧視犬種的捷徑。

英文版本:

Law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shortcut for breed prejudice

This case rais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manner in which AFCD is exercising its powers and, more fundamentally, whether dogs are being subjected to enforcement action based on evidence or simply on their appearance and complaints made against them.

The first point that must be made clearly is that, on the facts reported, Baku is not a “known dangerous dog” under Hong Kong law. There is no suggestion that Baku has attacked or injured anybody, behaved aggressively, or otherwise demonstrated that he presents a danger to the public. Quite the opposite: his owner describes an eight-year-old dog with no history of aggression who remained calm and compliant even when AFCD officers placed him into a cage and removed him from his home.

A dog does not become dangerous because somebody is frightened of it. Nor does it become dangerous because a neighbour complains about it.

There is a separate statutory regime concerning “fighting dogs”, but that makes AFCD’s apparent approach in this case more, not less, concerning. Baku has reportedly been licensed as a mixed-breed dog and his owner understands him to be an 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 Yet AFCD officers apparently attended the home, looked at Baku, took photographs and videos, declared him to be a Pit Bull Terrier and immediately removed him.

Most troublingly, the owner was apparently then told that a veterinarian would not assess Baku until several days later.

That appears to turn the proper process on its head. If a veterinary or other expert assessmen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Baku falls within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a fighting dog, why was he treated as one and detained before that assessment had taken place?

A complaint is an allegation. It is not evidence that the allegation is correct, and it certainly should not become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FCD ha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igate genuine complaints and protect public safety. But those responsibilities must be exercised fairly, rati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Removing a companion animal from its home is a significant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It should not occur simply because an officer believes that a dog “looks like” a particular breed, particularly where the dog’s existing records apparently identify it differently and there is no reported history of dangerous behaviour.

If AFCD considers Baku to be a Pit Bull Terrier within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a fighting dog, it should explain the objective basis for that conclusion. What criteria were applied? Who made the determination? What qualifications did that person have to make it? What weight was given to Baku’s existing registration and history? Why was detention considered necessary before the veterinary assessment? And what process is available to Mr Lai to challenge the classification?

These are basic questions of transparenc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There is also a danger that AFCD’s present approach encourages exactly the wrong behaviour. Following highly publicised dog incidents,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greater public anxiety about dogs. But enforcement agencies must respond to that anxiety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evidence, not become more reactive to unsubstantiated complaints.

Otherwise, the system becomes remarkably easy to abuse. A neighbour who dislikes or fears a particular dog can make a complaint alleging that it is a fighting dog, and the owner may suddenly find AFCD officers at the door threatening to involve the Police and removing a family pet that has never harmed anybody.

That cannot be the standard by which responsible animal control operates.

Public safety and animal welfare are not competing objectives. Both require careful,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Dangerous dogs should of course be appropriately controlled. But equally, docile family pets should not be seized or labelled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or because somebody has made an allegation about their breed.

If the facts reported in Baku’s case are accurate, AFCD’s response appears unnecessarily reactive and lacking in transparency. At the very least, AFCD owes Mr Lai a prompt and properly qualified assessment,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legal and evidential basis for any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return of Baku without delay if that classification cannot be substantiated.

The law should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genuinely dangerous dogs. It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shortcut for breed prejud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