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17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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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在香港生活了很長的年月，是此地的原生動物。最近，它們成為城市熱論的對象。
南區深灣道的深夜，一群野豬擁在山腳的馬路邊，漁護署職員在那灑了一地麵包皮。這數隻成年野豬和小豬嗅著、咀嚼著，有的叼起麵包塊，一躍跑向山上。警員在不遠處豎起長盾，漁護署的麻醉槍發射，一大一小野豬先後倒地，痙攣、抽搐十數秒，爬起，踉蹌兩三步，終倒下不動。
這是一個月前的 11 月 17 日。在那幾天前，11 月 9 日，一名輔警在北角被野豬咬傷小腿。11 月 12 日，漁護署發出通告，稱為保障市民安全，即日起將「人道毀滅」在市區出沒的野豬。在此之前，2017 年開始，漁護署對野豬實行的是捕捉、避孕和搬遷計劃，隨後還解散了民間野豬狩獵隊。從非致命性手法到人道毀滅，政策急變之下，公共討論持續發酵。
五日後這夜，一共七隻野豬被誘捕後人道毀滅。嘗試與漁護署溝通的「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豪賢被警員制服，帶離現場。當暈倒的野豬被抬上手推車，警員以長盾遮擋記者視線，儘管如此，被阻隔在遠處的傳媒還是將整個過程拍下，瞬間在網上激起浪潮。除了動物權益、生態平衡、農業影響的爭議，人們似乎還因為香港這三年的政治巨變，而產生另外的情緒。「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說，市民把自己代入了野豬的處境。
人類以不同身分出發，言說他們對野豬以及漁護署政策的看法。哲學家 Sue Donaldson 和 Will Kymlicka 在《動物公民》中討論馴養動物、野生動物、混居在人類社群中的「城際野生動物」（liminal animal），她們說，馴養／野生的二元觀，令我們在思考如何設計、管理社會時，總是忽視城際動物。
那麼，在我們思考香港時，野豬作為城際動物，是如何進入討論、如何被呈現，又如何被處理？這一次漁護署手法的突然轉變，當中有何原因，又為何攪動民情？《立場新聞》訪問動物保護團體、給漁護署諮詢意見的生態學家、參與野豬絕育遷移計劃的獸醫、農夫、城市規劃研究者，希望與讀者一齊從不同角度，思考我們將如何與野豬相處下去。
花貓與野豬：動物保護運動的一頁
漁護署在 2017 年開始野豬絕育／搬遷計劃，這對於香港動物保護運動的支持者而言，是重要一頁。保護動物的浪潮，在 20 世紀初從歐美隨著殖民管治而進入亞洲的。早期在香港，動保運動似乎主要關注貓狗。野豬是如何納入香港動物保護運動的？
根據「本土研究社」找到的郊野公園歷史檔案，野豬進入香港管治者視線範圍，是有一段歷史的。在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野豬數量曾經急跌，一份 1958 年檔案顯示，殖民地司署被告知，全港野豬數目已跌至不多於雙位數。
「以前野豬通山走，會從深圳河對岸走過來。自從 1957 年禁區整了鐵絲網，完全斷了那條路。加上香港那時不少人打獵，打到剩下好少。」陳劍青說。
「本研」指，1961 年，野豬被納入《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與此同時，六十年代，港英政府禁止所有狩獵行為。至七十年代，野豬數目急速膨脹，「政府認為有需要控制豬口，但也說不要趕盡殺絕，因為它們是本地物種。」
1981 年、1995 年，港英政府先後成立兩支民間野豬狩獵隊，讓野豬成為全港唯一可合法射殺的動物。在政策轉變之前，2013 到 2017 年，平均每年被獵殺的野豬數目為 35 頭左右。
在 2013 年，新的火苗產生了。
近日在深灣道嘗試阻止誘殺野豬的測量師黃豪賢，在 2013 年是一名公民記者。那年 11 月，民間野豬狩獵隊到大圍隆亨邨山邊行動，黃豪賢前去採訪。
那時黃豪賢對野豬的印象是危險、有攻擊性，這來自於他閱讀的媒體報導，「大部分媒體都用獵奇式的方法去描述野豬。比如人在夜晚和野豬搏鬥，野豬很兇惡、力大無比⋯⋯」
然而，在隆亨邨山路，黃豪賢看到一隻花貓，坐在路中心。一隻約一米長的中型野豬，搖著尾巴在山路慢行。當野豬行到花貓面前，黃豪賢以為貓即將被撞開。然而，野豬用鼻子輕輕拱了一下貓，貓離開了。
這改變了黃豪賢對野豬的看法，他生起惻隱。當野豬走近狩獵隊灑了蕃薯麵包的位置，黃豪賢和一些市民跑上天橋，阻止狩獵隊開槍。「豬沒有攻擊人，為何要殺它？」狩獵隊告訴他，因為野豬吃了先人墳墓的生果，有人向漁護署投訴，因此狩獵隊被派出。
黃豪賢隨後成立「香港野豬關注組」，據學者謝曉陽的研究，這是亞洲首個倡議保護野豬的組織。成立之後，關注組開始在媒體重構關於野豬的論述。
謝曉陽在《「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裏列舉過往媒體對野豬的報導，她說這些報導使用「排他性」語言，將野豬塑造成襲擊人的巨獸，而排除野豬作為野生動物見到人類時忙亂慌張的習性。於是，野豬關注組透過社交媒體專頁，策略性重構論述，例如評論新聞，以野豬被殺的過程喚起人們的同理心，用狩獵隊的守則去監察行動、從而質疑行動的正當性等等。謝曉陽認為，關注組的策略，逐漸影響了傳媒對於野豬的報導語言。2014 年，《新聞刺針》到黃豪賢阻攔過狩獵隊的隆亨邨做報導，標題是：「野豬家族沙田與人類交朋友」。
在傳媒、公眾對野豬形象有新的認知之餘，關注組亦不時到現場阻攔狩獵隊捕殺野豬。最終，2017 年，漁護署宣布，因為有動物關注團體干預，狩獵難以安全進行，因此暫停野豬狩獵行動，取而代之是捕捉、絕育／避孕、放回的先導計劃。這是全球首個由政府主導的野豬絕育計劃。
* * *
上山下海捉野豬：絕育計劃需時間、缺資源
獸醫謝裕輝從 2018 年開始參與漁護署的野豬絕育計劃，為野豬做麻醉、絕育／避孕的工作。他從未想過，這個計劃在三年後戛然而止。
從絕育計劃轉為人道毀滅，漁護署給出的主要解釋，是絕育速度趕不上野豬繁殖速度，計劃成效不理想。
署長梁肇輝在近日向傳媒表示，過去十年，野豬傷人的個案共有 36 宗，當中有八成發生在 2018 年至今年十月，即絕育計畫實施之後。其中，漁護署給《立場新聞》數字顯示，今年野豬傷人數字截至 11 月共有 18 宗，是過去十年之冠。
另外，梁肇輝說，2019 年、2020 年每年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數字均超過 1000 宗，比過往每年數百宗「大大上升」。
「這是一個強烈的信息，野豬在市區對市民的威脅真的越來越大，我們需要一些果斷的行動去處理。」梁肇輝說。
但漁護署對數字的解讀合理嗎？
就野豬出沒或滋擾的報告，《立場新聞》獲得漁護署數字顯示，過去十年，在狩獵計劃停止之前，這個數字正在逐年上升；2017 年狩獵計劃停止後，數字繼續攀升，至 2020 年有所下降。這能否說明絕育計畫成效不佳？
海洋生態研究工作者 Anson Tse 認為，「上升的 trend 由 2011 年開始，2017 年後的趨勢只是沒有重大改變。絕育需要時間才有成效，野豬的壽命也有十多年，成效沒那麼快可以呈現，還有很多變量可以影響這個數字。」
他認為需要用嚴謹態度解讀數字：「重點是為什麼 2019 年後投訴數字不斷下跌？也有很多variables，可能是 2019 年後民眾不想報警，或者垃圾桶設計改變之類。不能妄下判斷。」
另外，「出沒或滋擾」的數字，包括市民見到野豬「出沒」，即使野豬無造成滋擾，亦會被漁護署歸為「出沒或滋擾的投訴個案」。
至於野豬傷人數字，《立場新聞》獲得漁護署最新數據顯示，停止狩獵後，2018 年至今年 11 月，共有 37 宗野豬傷人報告，其中有 18 宗集中在今年內。
「2019 年前變幅太少，反而 2020 年的數字明顯下跌然後回升，2021 年的數字也沒有代表性，因為可能只是 statistical anomaly，不是長期的 trend，因此並沒有代表性。」Anson Tse 說。
不僅如此，傷人數字並沒有細分是野豬攻擊與否。根據 2018/2019 年立法會文件，漁護署表示，根據統計，大多數野豬傷人個案，是野豬受人驅趕所導致，也有部分個案是市民遇見野豬時受驚跌倒。
綜觀傷人數字和出沒／滋擾數字，Anson Tse 說，「滋擾個案下跌了兩年，受傷個案上升，好像有些矛盾，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為何發生。會不會是政府計入受傷個案的範圍改變了？」
雖然署長表示絕育計劃速度趕不上野豬繁殖速度，不過，今年 6 月漁護署提交的一份野豬管理報告文件顯示，漁護署認為「2020 年的野豬投訴或報告稍為回落」、「預期野豬的滋擾個案將會逐漸減少」。
不僅如此，報告稱，「部分措施（例如避孕疫苗）於中長期階段會逐步顯現其成效」。
參與計劃的獸醫謝裕輝認為絕育／搬遷計畫是一個長遠的工作，現時無法下結論說沒有成效。「現在是（絕育）做得太少而已。」
過去三年，謝裕輝每個月參與漁護署的野豬絕育行動。他向《立場新聞》強調，行動缺乏「暫存時間」，令他為野豬做絕育或避孕工作的效率較低。
每一次行動大約從傍晚六點開始，直到凌晨兩點左右。漁護署野豬隊職員用麵包將目標野豬引到空地，謝裕輝從遠處發射麻醉槍，中槍的野豬大約在 5 到 10 分鐘後倒下，職員便把捉到的野豬抬至附近佈置好的工作點。謝裕輝先為野豬做身體檢查，數牙齒、量身長，如有傷口也需時處理，再為野豬耳後植入晶片做記錄。
除去誘捕、麻醉和身體檢查，及最後搬遷野豬的時間，謝裕輝每次只剩下數小時可以為野豬做絕育／避孕。他一般為雌性野豬打避孕針，這往往很快；但雄性野豬需做絕育手術，結紮輸精管，一次手術需時半小時。「我要射麻醉槍，又要做手術，又要搬走它們，幾個鐘頭我邊做到咁多野。有啲（野豬）明明排緊隊做絕育，但我做不到，我冇時間，咁佢哋就做完 treatment 就放走。」
他試過捉到 7 隻雄性野豬，最後可能只夠時間為 2、3 隻做絕育／避孕，其餘就要放回山林。他希望漁護署可以尋覓管理中心，讓他可以夜晚麻醉盡量多數量的野豬，暫存在管理中心，早上再一次過為野豬做手術，提升行動效率。
他也質疑漁護署為每次行動配置獸醫太少：在他參與的行動，獸醫只有他一人。若那天由海洋公園負責，海洋公園會出動三名獸醫。
「你講到野豬咁為患⋯⋯如果所有辦法都不可行，咁唯有獵殺。但你做過什麼？咦，你得幾個醫生咋？咁你都冇做到咩出來。」他說。
11 月 5 日夜晚，謝裕輝被告知，那是絕育計劃最後一次行動。一些漁護署職員與被麻醉的野豬合影，小聲說：下次唔好再返黎啦。
謝裕輝感到心灰。他想起最開始參與行動的時候，很驚訝，原來野豬一點都不臭，溫馴、安靜，若那處沒有食物，人只要行近，野豬就會跑開。
他開始替漁護署野豬隊的前線職員感到不值。三年來，試過有野豬跌落深山、引水道，有野豬跑到海裏，或者中了麻醉槍迷迷糊糊跑上山，前線職員都會盡力捉起它們，游繩落低處，爬下充滿泥污的引水道，又或者坐小船出海，把野豬「筆」回來。「雖然辛苦，但我見到他們（職員）氣氛是好的，沒有愁眉苦臉。」
「我替漁護署前線職員覺得慘，初頭麻醉野豬被人誤會被人鬧，而家好少少，跟住就要殺佢哋⋯⋯落命令是上頭，劊子手卻是他們。」
生態學者：餵飼是根源 決策應公開透明
要改變處理野豬的指引，漁護署曾諮詢「野豬管理諮詢小組」（現稱野生動物管理諮詢小組）。這個小組由漁護署成立於 2019 年，共有 9 名成員，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首席講師、陸地生態學家侯智恒是其中一個。
野豬傷人、出沒或滋擾數字上升，是否因為野豬多了？
綜合兩位受訪的生態學者的說法，香港並沒有關於野豬數字的科學調查。嘉道理農場動物保育部高級保育主任高保然亦曾告訴傳媒，確實的野豬生態統計，包括準確數目及分佈、平均存活率、生活習性等，目前沒有。
侯智恒說，自己沒有數據調查，個人觀察而言，野豬在有人餵飼的地點「局部性」多了。人為食物供應的變化，令野豬的產生行為上的變化。
「在野外地方，野豬數量可能有增長，但不是大幅增長。但在局部『黑點』（指野豬常出沒的市區地點），野豬數量是多了。一，食物供應穩定，繁殖多了；第二，野豬知道那裏有嘢食，聚集在那。」
他說野豬的習性，會一家人生活在一個地方，因有競爭而保持族群之間的距離。但當有人餵飼，野豬便會聚集，因為食物來源充足，不用競爭。
侯智恒曾在 2019 年為水務署到 7 個水塘做調查，放置相機觀察哺乳類動物，做了一年記錄，7 個水塘當中，只有 4 個水塘有出現野豬的記錄，合共 6 次。
侯智恒有時夜晚到野外工作，會聽到野豬「噗噗噗」行走的聲音，「其實它知道你在，它就離開。狹路相逢，只限於經常有人餵飼的地方，因為它被餵慣了，不怕你。」
一位生態學者 X 向《立場新聞》表示，野豬數量與捕食者（predator）數量和食物供應有關，而這兩個條件都與人有關。「冇咗捕食者，是因為人令部分捕食者滅絕；食物增加，因為有人餵豬，有垃圾廚餘食。」
野豬的天敵之一華南虎，二戰後已在香港絕跡。
「我覺得人也要對生態系統作出的影響負責。比如你令某個物種滅絕，你就要保護佢；或者你引入某些入侵種，帶疾病給其他野生動物，你要移除入侵種。」學者 X 說，要解決人與野豬衝突的問題，單靠絕育和教育是不夠的，而立法禁餵亦需時多年，因此他支持漁護署嘗試用 捕殺的方法。
「絕育和教育實行了幾年，野豬衝突數字不跌反升。如果你要減少人和野生動物的衝突，我覺得有選擇性地移除某些習慣了被人餵的野豬，係一個方法。⋯⋯也不是說移除咗一定有效，但起碼我覺得可以試下。」
動物保護團體及一些市民卻覺得，既然是人類影響了野豬的生存環境，為何最終被殺的卻是野豬？
「其實豬是無辜的。若不是人餵它們，你不需要殺它。」侯智恒說。
當漁護署在 11 月頭就改變野豬處理手法而電郵諮詢侯智恒時，他感到自己是「無可奈何」地贊成新指引，「因為（野豬傷人）risk 喺度，是要處理的。」
但野豬傷人數字每年都是個位數？「你是否要等到有人死先去做？」侯智恒反問。「大部分情況下，你 ignore 野豬，它是不會攻擊你。但你不能否認有些市民會 panic，可能拿雨傘趕它，有時這是某些人的自然反應。⋯⋯有 risk 意思是，市民不一定識得合適地反應。」
侯智恒再次向署方強烈建議立法全面禁餵野生動物。他說，從加入諮詢小組第一日開始，自己就已提出建議。然而，漁護署認為執法有難度，例如市民未必肯向職員出示身分證，而地方偏遠，警方無法即時趕到，漁護署前線員工或會受傷。
侯智恒有不同看法：「執法是第二步，你可以放下先，第一是要給社會一個清晰訊號，餵野生動物是不對的。」
深灣道人道毀滅野豬事件激起社會爭議，動保團體及部分市民對政策突然轉變感到不解，除了道德爭議，人們還有政治情緒，有人猜測是否因數日前有輔警被野豬咬傷，而讓署方加快進程。
在侯智恒看來，更改野豬處理指引，在諮詢小組內部是有一個過程。
從 2019 年設立小組開始，漁護署就與他們討論一份指引：若野豬長期逗留市區並有兇人或襲擊記錄，經評估後可人道毀滅。諮詢小組的意見僅供署長參考，沒有效力，不需投票。「當中唔係話冇委員提出過不應該殺豬的。」侯智恒說。
這份指引在 2020 年 5 月於漁護署內部通過，並無向社會公開。
「他（漁護署）說是內部守則來的，裡面講漁護署員工接到投訴要採取什麼步驟處理，到幾時要人道毀滅，決定因素是什麼。所以他覺得都敏感⋯⋯因為裡面牽涉一些專業詞彙，是指引內部員工如何做⋯⋯咁我又同意，守則點樣做，我又覺得唔需要公開。」侯智恒說。
指引的第二次更新，就是今年 11 月，漁護署公告對野豬採取人道毀滅措施之前。11 月 5 日，漁護署就更改處理野豬指引電郵諮詢小組成員，讓他們提出意見。
這一次，指引更改為在市區徘徊、且不回到棲息地的野豬（“wild pig straying in urban areas and do not return to its natural habitat”），將被人道毀滅。
「舊指引是如果沒有 aggressive behavior、冇攻擊人，就不會做人道毀滅。新指引是只要它恆常在市區逗留，就算沒有 aggressive behavior，都會考慮做人道毀滅。」侯智恒總結。
他理解署方的轉變，認為當人為餵飼無法禁止，絕育計畫難以控制野豬數量，而被搬遷的野豬不少也會回到原居地。「我一直講緊個risk，你有咁大體型的野生動物在市區裡面，它又不怕人，這已經是一個炸彈，看幾時爆。」
侯智恒認為署方可以更主動向公眾解釋。他曾電郵諮詢小組委員及漁護署署長，建議應該公開諮詢小組討論野豬處理指引的整個過程。
「現在社會狀態，越透明越好。」侯智恒說，「你不要等人催，你才告訴人有這個會；你不要被人逼，你先隊啲 members 出來。開會有 agenda 有 meeting paper，你咪照樣 list 出來，confidential 的嘢可以酌情遮蓋嘛。」
他又認為署方向公眾做出的解說不理想。例如漁護署應在行動之前就向公眾說明，關於麵包誘捕的做法，是職員經過長時間觀察後，確認同一批野豬常落山覓食，才用麵包引它們至空地；又例如署方應該用流連在市區的野豬數字來說服市民，「野豬與人接觸機率大了很多，風險增加，」而非強調近三年的傷人數字（每年均為單位數）。
海洋生態研究工作者 Anson Tse 認為，要讓公眾更理解漁護署做法、讓野豬處理手法更具科學基礎，漁護署應公開更多數字，或做相關科學調查，例如過去絕育計畫對控制出生率的有效性，香港生態環境能夠容納的野豬數量等等，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絕育野豬數量、某一年估計的野豬總數就可以得出。他說即使要捕殺，也應該研究捕殺何種年紀、性別的野豬較有效，國外已有相關調查。
Anson 又發給記者一份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的論文，論文寫道：
「如果決策者希望解決衝突，他們需要在標準管理手法以外，基於社會背景而自訂他們的做法。有效的管理並非只關於減少影響，而是關於聆聽與野生動物相處的人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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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中失語：農夫與田地
在香港決定要如何處理人類與野豬的衝突時，農夫往往是最失語的一群。
當城市人為人豬衝突、生態平衡、動物權益爭論不休，農夫陳不凡關心：漁護署幾時來我哋度打幾隻野豬？
陳不凡是農二代，在粉嶺坪輋經營杉山農場，父母靠農場養大了幾個孩子。八、九十年代，陳不凡還小的時候，在自家田地從未見過野豬。農業曾經是香港的主要產業，直到新界發展新市鎮，大陸農產品輸入香港，農業開始受影響。陳不凡記得，90 年代到 2010 年，大陸菜進口，本地菜式微，父母沒再種菜維生。
直到 2011 年，陳不凡接手開始種植有機菜，頭幾年風平浪靜 。2014 年開始，野豬出現在他的田裏。「種了蔗，有一日，望下望下，點解啲蔗好似少咗咁多？才知道前一晚有野豬來過。」陳不凡打算第二日斬蔗去賣，過多一夜，蔗田被野豬徹底清掉。
野豬愛甜食，蕃薯、芋頭、蔗、粟米，還有香蕉樹的芯，都是它們的最愛。陳不凡說，野豬愛拱剛被鬆過的田，因為它們以為泥土鬆動說明有蚯蚓，那也是它們的主食。
當野豬多了「光顧」，陳不凡不勝其擾。香港的農場多為小規模經營，陳不凡農場大約 6、7萬平方呎，他說這算中型，野豬來多幾次，「很大損失。」
陳不凡以前會打電話給民間野豬狩獵隊。「（那時候）不用經過漁護署，直接打電話畀野豬隊，佢哋就會來睇。」狩獵隊成員來到他的田地，評估、觀察野豬行動範圍，過兩日便拿麵包皮過來，扔在附近，狩獵隊就躲在小鐵皮屋中，等目標野豬出現。陳不凡記得，狩獵隊通常一槍擊中野豬頭部，「好準的。」
年過七旬的前西貢野豬狩獵隊隊長陳更告訴《立場新聞》，以往狩獵隊的行動，大多是處理鄉郊的野豬。陳更稱狩獵隊工作都是自願性質，成員有醫生、律師、生意人，「冇收過一毫一分，甘心情願為政府和社會服務。」
陳不凡那時與狩獵隊熟絡。「只要佢成功打到一隻，我有返一年半載清淨。」
不過，從 2016 年左右開始，陳不凡被告知，不可以直接找狩獵隊，要報給漁護署再轉介。「動保人士開始意識高漲。」他說。他留意到狩獵隊開始要在行動現場掛紅色橫幅，寫著類似「民間狩獵隊進行活動 請勿靠近」的字眼。
再後來，陳不凡再嘗試找漁護署，「打唔成了。」漁護署開始叫他們用圍欄圍住田地。
要攔得住野豬，需要很堅固的圍欄。陳不凡為記者計算一次成本：鐵皮需要五呎高，還需要鞏固的材料，一塊 2000 呎左右的小田地，光是購買鐵皮，可能已經要花費超過 7000 元，整個農場的田都圍起，要三萬元以上，還未計人工。如果改用電網，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漁護署告訴他們，不能讓雜草纏上電網，否則會短路。「嘩！我都想塊田冇草呀。」陳不凡無奈道，更別提電網還有可能被野豬撞爛。
「沒有狩獵隊之後，農夫面對比較嚴峻的情況。」有多年農業從業經驗的葉子林說，「其實農民好簡單，他們不是想山豬死，其實農夫冇呢個動機，佢最大目標是保護農作物。」
無論是過去三年的絕育計畫，還是現在市區人道毀滅，主要針對的都是市區的野豬，葉子林和陳不凡都感覺，農夫的處境沒有被納入考慮。漁護署、政府亦無給予足夠支持農夫，「農業持續發展基金」給每戶農夫三萬元補助，但只可用於購買硬件材料，葉子林說，農夫都傾向用來滿足農場基本器材需要，例如犁地機。
「當農民受到野豬侵害很大，社會、政府是否要想，不要讓農民獨自承受所有保護動物的責任？」葉子林問。
城市規劃：何謂「越界」？從城市邊陲生長出的野豬
無論是生態學家，還是狩獵隊、農夫、獸醫，受訪者們談論野豬問題時，都很清晰區分市區／郊野兩個地方。不過，在香港的野豬，是否真的住在深山，偶爾進入市區？這個思維方式，又會怎樣影響我們的決策？
「界是人自己定的，野豬其實唔知你條界喺邊。佢都唔會突然掌握到。你舉藍旗佢都唔會知你做咩㗎。」陳劍青打趣說。他是「本土研究社」成員，一直關注城市規劃問題。
「在香港，尤其港島，其實城鄉根本冇條界。（人）可能已經住進半山、綠化帶，是野豬都會同時生活的地方。所以在香港，你好難想像，野豬好似農村咁，從深山跑入人生活的地方。⋯⋯野豬同你的生活是近在咫尺。」
陳劍青認為，近十幾二十年，「不少野豬根本是依附城市邊緣而生長出它們的社區。它們就在邊陲生長。它們的生活形態已經城市化，這是一個現實情況。無論有冇人餵飼，它其實是因為城市空間的設計而出現。」
「它們其實是城市的野豬。As if 是一個新的品種。」
哲學家 Sue Donaldson 和 Will Kymlicka 在《動物公民》中討論馴養動物、野生動物、混居在人類社群中的「城際動物」（liminal animal），她們說，馴養／野生的二元觀，令我們在思考如何設計、管理社會時，總是忽視城際動物。
不僅如此，這還導致人類對城際動物生存的「去合法化」——兩位哲學家寫道，城際動物被污名化，被認為是入侵人類地盤，沒權生活在那裏。「結果，只要與人類產生衝突，我們就覺得自己有權擺脫它們，無論是用誘捕／搬遷，甚至用大規模滅絕行動的方式。既然它們不屬於我們的空間，我們就認為有權消除這些所謂的害獸，相當於動物種族清洗一般。」
陳劍青也不認同野豬入侵人類地盤的看法。「城市裏面其實不只有人一種物種，⋯⋯在我們的發展歷程，物品、技術、動物，它們一直在與你互動。」對於城市規劃，他說要有一種多於人類（more than human）的想像。
綠化帶也是野豬生存的空間。由於城市發展，綠化帶萎縮，加上人類搬進綠化帶居住，陳劍青說，「他們現在的習性、處境，我們是有責任的。」
他引述外國研究，在城市的野豬，與郊外的野豬甚至在生物結構上可能有所不同。「包括可能城市的野豬一胎多胞的數字比郊野多啲。佢本身牙齒、口腔結構可能有變化。」城市的空間與野豬產生互動，讓它們生理上產生變化。
「政府說為何要將野豬納入城市規劃，同你有親嗎？事實上就是有親，因為它已經出現在邊陲，與人類建立了關係。」陳劍青說，「城市人畀了不同形式的互動給它們，不只是餵飼，有些人會探它們，行過、經過，望下它們。它越來越不怕人，不覺得人是會無端端襲擊它們。它們沒有了避人的性格。」
而當一些城市人覺得野豬「可愛」時，陳劍青認為，這也是野豬發揮了一種魅力，令人覺得可以與之共存。「掉轉頭，它們的存在都影響城市對這物種的觀感。」
至於有生態學者擔心野豬與人衝突的風險，陳劍青說，自己其實並不反對捕殺，只是，整個城市正在思考可否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與之共存。
「它本質上有 risk，還是當作要與它共存的過程？與跨物種共存，你都要有心態是同它 getting on well，要有一段好長的時間，令大家的關係互相穩定下來。」
在社會一些爭議的聲音之下，漁護署陸續捕殺出現在市區的野豬。從 11 月 17 日首次行動至今，一個月內有 23 隻野豬被捕殺。12 月 15、16 日兩日內，將軍澳、跑馬地和堅尼地城共有 9 隻野豬被捕殺，其中記者在堅尼地城山邊現場見到，三隻野豬趴在泥地上休息，有一隻野豬曾經想離開，被警員趕回去。
陳劍青感受到一些市民批評聲音背後的情緒。
「好多人想像野豬的處境就好似現在市民的處境一樣。原來公共管治一變，就可以用一些不尊重生命的形式來對待一些人，定性、妖魔化他們，甚至獵殺他們。」
「這令好多香港市民把自己代入了野豬的處境。」
記者：楊子琪
攝影：Kwan、H.H
數據：梁敏琪、梁天心
參考資料：
1. 謝曉陽。2018。《「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 謝曉陽。2019。《馴化與慾望：人和動物關係的暗黑史》。香港：印象文字。
3. Donaldson, Sue & Kymlicka, Will (2011).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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