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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於3月17日在黃大仙竹園北邨撲殺野豬一家八口，包括六隻小豬，人員先用麵包引誘，再射麻醉槍，隨後將牠們逐隻殺死 。每當同類新聞出現，總會引起社會一陣爭議。無奈數天過後，討論聲音逐漸平息，但生命，卻已無法挽回。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曾於2022年的個人網誌指出，因野豬習慣了被人餵飼而改變習性，牠們不但會主動向人索食造成滋擾，甚至變得具攻擊性，故有必要「移除」牠們，才能避免野豬經常在市區出現或覓食，減少滋擾及傷人的風險。
撰文｜謝天渝
香港野生動物何罪之有？牠們不過遵循本能生存。或許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牠們是否應被「處理」，而是政府如何在城市規劃、教育與社區管理上，建立更完善的共存機制。否則，「人道處理」只會成為一種語言上的安慰，而非文明進步的證明。
值得留意的是，官方近年多以「人道處理」取代「人道毀滅」的說法，坊間亦早有討論，如同一場文字遊戲。據2020版美國獸醫協會動物安樂死指南 ，「人道毀滅」一般譯自英文「animal euthanasia」，即指施予動物安樂死。但施予安樂死的理由通常有動物重傷或重病、為清除多餘流浪動物、作實驗用途之動物等。惟近年字眼的轉變，似乎減低了語言的殺傷力，讓決定聽起來較為溫和、理性。
當然，支持撲殺政策的人士亦指出，市民安全不容忽視。若野豬頻繁闖入住宅區，甚至傷人，政府有責任保障公眾利益。然而，保障市民安全是否必然等同於剝奪動物生命？在風險管理與生命價值之間，是否只能二選一？
無論名稱如何修飾，結果依然是由人終結一條條無辜生命。文字可以柔化情緒，卻無法改變事實本身。當「處理」成為慣常用語，我們是否也逐漸習慣，把野生動物的生死視為行政流程的一部分？
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往往源於城市發展侵蝕其棲息地。當牠們誤闖市區，我們稱之為「滋擾」；當牠們覓食求存，我們視之為「威脅」。可是，真正改變環境的從來不是牠們。香港山多地少，城市與郊野距離極近，本就難以完全分隔。若每次出現衝突，最終解決方案都是奪去動物性命，那是否反映我們在制度與配套上的想像力不足？
筆者在高中時修讀倫理課，曾討論「環境倫理」。課堂上講到倫理思考並非單純判斷對錯，而是權衡不同生命的價值與利益。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指以維護生態多樣性和平衡為中心，萬物均有內在價值。人類並非地球上最高等存在，只是生態系統的一份子，並無權利任意決定其他生命的價值。
「人道」一詞，本意是減少痛苦，而不是合理化死亡。當我們以效率與風險管理為首要時，是否仍願意為其他生命留下空間？
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往往體現在它如何對待弱小的生命。當下一次同類新聞出現，我們不妨繼續追問：是否真的別無選擇？還是只選擇了最方便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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