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4日星期六

馬年前夕說馬: 反思「馬照跑」

 Ming Pao Daily News C04 世紀 |3120 Character(s) |2026-02-16

回歸前夕,北京政客提出「馬照跑、舞照跳」,承諾九七後香港的生活方式、繁榮與穩定不變。「馬照跑」一句隨後變得街知巷聞,賽馬也自然成為了一個重要活動,旅遊發展局更把賽馬稱為「本地文化象徵」。但問題是:馬如可在香港「開始跑」,又「為誰跑」,「跑」的代價與貢獻又是什麼?馬,又需要繼續跑嗎?

馬年將至,應該是個好時機,重審香港與賽馬的歷史與交織,同時反思我們人類與馬匹的關係。

文————別學優

卑詩大學亞洲研究系、共研香江計劃博士生

在英國歷史中,馬長期在戰爭、交通、運輸及文化交流中扮演關鍵角色。體育史學者Mike Huggins 指出,賽馬既是紳士展示身分與財富的榮譽制度,也是賭徒活動與跨階級社交的場所。英國人對賽馬的喜愛自然使其把運動帶去不同殖民地,惟香港賽馬起源反而來自一場外交風波。

自18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在港的殖民菁英皆會到葡屬澳門參與賽馬。直至1844 年,當時港督暨在華欽差全權大臣砵典乍稱澳門屬於中國版圖,因此英方可自行處理英國臣民在澳門所犯的一切不當行為。此話想當然激怒了葡萄牙政府,該國立即禁止英國國民進入澳門。

社會穩定的重要符號

為重啟賽馬活動,殖民菁英在港設立「賽馬基金」(Race Fund),亦即香港賽馬會(1884- )的前身。後期賽馬會的成立也意味着賽馬活動的日益壯大,該娛樂蔚然成風。據前馬評人、作家簡而清所述,賽馬的受歡迎程度讓其變成殖民政府的統治手段。除了提供娛樂與情緒出口,簡氏指出賽馬只能在穩定的社會舉辦,因此,愛賭之人定必乖乖聽話,不會貿然「造反」。

在1967 年反殖民暴動後,賽馬會曾考慮應否重啟1967/68 年度賽馬,有支持賽馬的市民則評論道:「自5 月以來,左派激進分子一直在製造事端……是時候讓香港恢復正常,而賽馬正是其中一部分。」此句正正指出賽馬如何成為香港社會的「常態」。

1982 年中英兩方開始討論回歸問題,香港人心惶惶。北京官員因此提出「馬照跑、舞照跳」說法,賽馬自此被賦予政治隱喻,一錘定音,進一步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符號。

影響遠超政治與娛樂

當然,賽馬對社會的影響與貢獻遠超政治與娛樂。香港長期奉行低稅率、小政府、大市場模式,社會需求與公共服務往往依賴非政府機構補足。今時今日,馬會是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2024/25 財政年度繳交了288 億港元博彩稅及利得稅,它亦是香港主要的僱主之一,擁有約2 萬名員工。同時,馬會也長期位列香港最大慈善捐款機構之一,資助大學、醫院及不同非政府組織,例如宗旨是防止動物承受精神及身體痛苦的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愛協)。

與全球其他愛護動物協會相比,香港分會甚少、甚至幾乎從未公開批評賽馬會勞役賽馬的做法。香港愛協成立於1903 年,1922 年,馬會首次向愛協捐款,自此一直成為其重要的資助者。例如1961 年,愛協啟用夏慤道的新總部時,協會便邀請當時馬會主席賓臣主持剪綵,因為「新會址主要由皇家香港賽馬會及賓臣先生本人捐款興建」。愛協與賽馬會之間長期而緊密的資助關係,使前者難以對後者作出批判。

從這個角度看,賽馬在香港歷史中的角色,亦包括支撐社會服務與公共機構的運作。然而,正正是這種對本港最大動物機構的貢獻,反而限制了愛協能代表賽馬發聲的空間。當愛協主要依賴捐款維持運作,而賽馬會及其會員長期提供龐大資助時,協會又如何對賽馬產業提出根本性批評?但若只責怪愛協的不作為,我們實際上忽略了更深層的制度問題:真正令協會難以發聲的,或許是整個資助制度結構如何將其置於只能沉默的位置。

賽馬損害其基本權益

不同研究早已顯示,賽馬運動無可避免地損害馬匹的基本權益。當馬匹被迫以極高速度競賽時,往往會引發各種健康問題,包括肌肉骨骼損傷、內出血,甚至死亡。賽馬會的傷患紀錄詳細記錄了不同現役馬匹的傷患問題,但該列表並非旨在提升馬匹福利,而是讓賭徒更好了解馬匹狀况,一旦馬匹「退役」或「陣亡」,其便會從列表消失。

同時,香港炎熱潮濕的氣候,只會進一步令賽馬更加危險,因為高溫度與濕度會增加馬匹在競賽時患上心臟病的風險。例如文明之光就在2023 年回歸賽事中因心臟病死亡,當日平均溫度28.9 度,濕度達82%。與此同時,香港目前設有一條全天候(泥地)跑道,主要用作訓練,部分賽事亦會使用。然而,這類跑道對賽馬的風險普遍高於草地跑道。據研究顯示,由2004 年至2011年香港3 條主要跑道的非致死骨折率(以每1000 次出賽計算)分別為:跑馬地草地跑道1.82 宗、沙田草地跑道2.28 宗,而沙田全天候跑道則達2.56 宗,為三者之中最高。

賽馬的禍害也能於歷史檔案中看出。據政府檔案處中《動物——馬》(Animal - Horse)一文件夾,位於上環堅巷的病理檢驗所(現香港醫學博物館)會不時向馬會「借取」退役馬匹,用作檢驗所的「血馬」,抽取血液以培養實驗用細菌的培養基。這種做法於日佔時期前已經存在,也因此病理檢驗所設有馬房。

為確保這些「退役」馬匹獲得妥善照顧,馬會要求馬匹必須按照以下程序照料:一、每日運動兩次,每次15 分鐘;二、每日清潔馬蹄兩次,確保沒有泥土及糞便殘留;三、每兩個月進行一次修蹄及釘蹄。此外,檢驗所亦會派遣馬房員工前往馬會接受基本馬匹護理訓練,而賽馬會方面則會派員定期檢查馬匹的生活環境。

相關故事揭示賽馬在香港醫學發展中的角色,但檔案同時指出不少被送往該處的馬匹早已傷痕纍纍,如有關節炎、虛弱及後肢問題。例如,一匹名為Sandy Bay 的馬於1970 年3 月13 日被送達,到埗檢查時已發現右後腿無力。4 日後,他只能以三腳站立,不久就被「人道毁滅」。這傷害,很大可能是賽馬的「工傷」。

敘事淡化了當中殘忍

人類往往透過敘事合理化剝削動物,例如把動物血肉視為「食物」而非生命。賽馬得以變成香港「文化」,其實往往也依賴不同故事合理化與淡化當中殘忍。最常見的,或許是「馬喜歡跑步」一論述,馬可能喜歡活動,惟這不等於其喜歡競速比賽,更不等於喜歡承受高強度競技風險。不少支持賽馬的市民也會以賽馬對社會貢獻來支持繼續賽馬。然而,2024/25 年度數據顯示,馬會足球博彩收入已超越賽馬,反映賽馬並非唯一收入來源。同時,正如退休練馬師吳定強指出,賽馬得以受歡迎並非因許多人熱愛馬匹,而是熱愛下注。但建基於動物苦難的賭博,又值得我們支持嗎?

當然,賽馬在香港的文化與政治意涵常與「繁榮、穩定」掛鈎。而歷史上,賽馬的確多次被用作「一切如常」的象徵。二戰期間日軍佔領為香港帶來通脹、糧食短缺等一連串問題。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下,日軍仍堅持「日常生活必須繼續」。要建構該形象,日本政府決意繼續舉行賽馬。

日治下的首場賽馬於1942 年4 月25 日舉行。然而,所謂「日常生活」其實早已變得不再正常。例如,戰時原本分配給馬匹的飼料,往往被馬伕挪用,最終馬匹可能只得到原本配給的一半。雖然馬肉不是社會的主流飲食習慣,但當因賽事意外死亡的賽馬被送往市場出售時,馬肉往往會被迅速搶購一空。

戰爭末期,日本政府甚至推出所謂「木馬賽跑」,讓「木馬」沿着由看台延伸至地面的斜繩滑道滑下,單靠重量移動,供投注者繼續下注。

或許,賽馬並不一定等於繁榮穩定,而香港並非一定不能沒有賽馬。

( 作者按: 本文部分參考Mike Huggins 著Horse Racing and British S o c i e t y i n t h e L o n g E i g h t e e n t h Century 、簡而清著《香港賽馬話舊》及Henry Ching 著Pow Mah 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