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g Pao Daily News C04 世紀 |2979 Character(s) |2026-04-01
3 月17 日，警方接報指黃大仙竹園北邨附近出現兩大六小野豬。漁護署人員到場後以麵包誘捕，並以「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為由，將野豬「人道處理」。野豬問題再次引起廣泛關注。
野豬，或許是香港最具爭議性的動物之一。他們頻繁出沒於城市，被當作「滋擾」，亦是被迫適應都市以覓食為生的「他者」。野豬不僅出現在新聞與政策辯論中，也常常進入文學與散文書寫，成為作家筆下的主角或隱喻，折射出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
文————別學優 卑詩大學亞洲研究系、共研香江計劃博士生
自1980 年代起，政府主要依賴民間持牌狩獵隊，在新界地區獵殺被視為「農業害獸」的野豬。2000 年後，隨着動物福利意識提升，社會開始反思野豬是否「必須被殺」，亦有有心人組成香港野豬關注組，推動人與野豬共存。2017 年，政府更一度轉向「捕捉及避孕/ 搬遷計劃」，坊間稱其為較進步與人道的野生動物管理政策。然而，2021 年一宗野豬咬傷輔警事件後，政府迅速改變方向，重新實施捕殺政策，不足5 年已撲殺逾2300 隻野豬。
困境與情緒投射
面對愈發駭人的撲殺數字，我開始思考：除了「危險」、「治理」、「動物權利」等框架，我們是否還有其他理解野豬的方式，並由此思考共存的未來？本文嘗試從文學出發，探討香港作家如何書寫野豬，反思城市與鄉郊的邊界、文明與暴力的滲漏、人與動物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回應這些在夾縫中求存的生命。
要談野豬文學，不得不提野豬如何被當作城市衰落的隱喻，又或作者如何將不同困境投射於野豬之上。莊梅岩的《野豬》劇本由作家木訥失蹤展開，並圍繞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政治壓力而自我審查。即使滿佈紅線與壓力，年輕的Johnny 仍執意說出真相，最終被當權者包圍，「唔夠佢玩架」，只得任人擺佈，「叫聲傳遍整個城市」。莊氏將此劇本「獻給 都市的野豬」。吳智欣亦把野豬當作反抗的象徵，其〈野豬頌〉寫道：「你這個情願溺斃於茫茫未知而不甘於遣返豬坑的逃犯，// 你，並一切頑固、粗野和好問的人，// 我裏面的野種與你們一同嚎叫——」。
野豬被城市逼迫至亡途險境，因而被不同掙扎求存的人視為命運共同體。周鍵汶的〈野豬賦〉直指：「亡命的， 我們// 同病相憐。」同病相憐因為人與動物產生了連結（entanglement），張婉雯的〈打死一頭野豬〉就着墨成績不好的羅志峰與新移民阿稔的故事。兩位被孤立的主角惺惺相惜，並常在學校的秘密基地流連。一天，一隻野豬「闖進」基地，那天後羅志峰再也沒有見過阿稔，而阿稔的爸爸死了，「因為她爸爸是瘋的」。瘋狂與正常沒有客觀標準，而是建基於社會定義。野豬在香港的死並非因為他們本質上的缺陷，而是他們的「錯位」，闖進了容不下一點危險的香港。
批判理論學者吉羅（Eva Giraud）提醒我們，當人類指出自身與非人類之間的連結時，我們需追問「連結之後發生了什麼」（what comes after entanglement）。當作者將困境與情緒投射於野豬時，他們關注的究竟是野豬的福祉，抑或仍然是人類自身的處境？
人與野豬的關係
當然，涉及動物的文學不一定以倡議動物權益為目的，野豬可以純粹作為寓言。但野豬們日益危險的狀况逼得不少作家直接思考人與野豬的關係。劉偉成的〈野豬徑〉一針見血地指出，野豬「已給認定是文明的禍患」，置身「裸命的森林」。其中「裸命」（bare life）為哲學家阿甘本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可以被「合法」消滅的生命。這些生命受權力支配，卻缺乏保障。
長年研究動物書寫與倫理的陳燕遐則在其〈郊狼、野豬與倉鼠〉寫道「人類中心主義為其他物種帶來巨大傷害，對地球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但人類中心主義並不一定來自人類的「強大」，由阿雪創作並由My Little Airport 朗誦的〈豬隻在城中逐一消失〉指出「人類普遍怯懦// 一旦遇見豬隻// 便如臨大敵//先發制人」。不論是強大抑或怯懦，陳燕遐表明「地球並不為人存在，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如何與其他物種共存」。
但愛護野豬只能從倫理角度出發嗎？劉克襄在其〈跟大媽去看野豬〉中描寫一位行山大媽，她「走進私自開闢的山徑，跟野豬走到市區邊緣的街坊，都是相似的狀態」。當野豬依賴城市的食物，人類亦走入野豬的山林，尋求自然的慰藉。對於來自台灣的劉氏，「這種人和動物的維持和諧，無疑也拉高了城市的文化指數。從這種自然情境觀看，香港真是個幸福城市」。
確實，野豬的存在為香港郊野增添色彩。陳曉芳在〈野豬〉中讚頌「有你// 這山間// 多了一些野趣」。近年來，政府積極發展生態旅遊，並致力將香港塑造成一個城市生活與生物多樣性共存的地方。然而，對野生動物進行系統性的捕殺，恰恰與這一論調背道而馳。
要重新打開內心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J. M. Coetzee）在其《動物的生活》中提出「同情想像」一概念，批評有關動物倫理的討論往往依賴理性邏輯，而忽略人類的共感能力。若要反思並停止對動物的屠殺，我們需要重新打開內心，嘗試去感受並理解動物。而文學，正是一把鑰匙。
蔣曉薇的〈野豬噶噶〉以噶噶視點出發，記錄一群「浪漫又熱愛和平的野生部族」因人類「趕盡殺絕」而遷居的故事。他們原來聚居的山墳不斷被人類騷擾，一惡人甚至「帶着惡犬存心要來獵殺我父母」。遷徙途中，噶噶認識了不少新朋友，例如「寄生在人類的家裏的，是情非得已才會流連街上」的曱甴先生。他一家也搭了地鐵，「站在會動的樓梯上，讓它把我們送到地底的平台去」。兜兜轉轉噶噶一家抵達「聲嘈」，見到「玻璃牆上原來有一個很大的蘋果，蘋果給咬了一口，我看着也覺得餓了」。
走上半山，噶噶看到一個人類並與他四目對視，那個人類說「野豬朋友，很抱歉闖進你的地方。我知道這山林是你的家，你有權享受自由，我實在不應該打擾你」。噶噶「能感覺到這個人類是真心關心我的，雖然有些人類存心殺害我們，但不一定全部人類都是壞的，我也不想終日提防他們呀」。然而，故事最終仍以捕殺作結：麵包陷阱、鐵網、長槍——「砰」。
蔣氏作品的奧妙之處在於其敘事視角的轉換，讓讀者能暫時拋棄人類視點，進入野豬的感知世界。透過詞語的轉化（「會動的樓梯」、「聲嘈」），故事提醒我們理解香港與其空間不止一種方法，野豬的「錯位」或許只是人類的狹隘。給咬了一口的蘋果不一定是電話品牌，也可以是飢餓的信號；城市不一定是人類的家園，也可以是野豬交朋友的地頭。
更重要的是，在蔣氏筆下，野豬不再只是被邊緣化或需要被拯救的對象，而是具有情感、經驗的主體。借用海德格的概念，這種書寫呈現了野豬的「在場性」（presentness），讓我們看見他們的恐懼、憤怒、脆弱與勇氣，而不單是被人類保護的客體。透過文學，我們或許得以發展出一種不同於動物權利論述的「同情想像」，也引導我們思考為什麼人類需要與野豬共生共榮。
鍾逆的〈野豬城〉則進一步拓展了同情的對象。中學阿sir 在酒吧看到了野豬被殺的新聞，坐在角落的正好是漁護署外判獸醫Eric。想做獸醫的，大抵都是喜愛動物之人，惟Eric卻在日復一日的撲殺中逐漸耗損。研究顯示，涉及對動物施加傷害的職業，例如進行屠宰、動物實驗或人道毁滅的工作者，相關暴力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影響。
據阿sir 的形容，Eric「瘦棱枯槁」，「喝下餘下的啤酒，再叫來一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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